尽管法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许多商人并没有思考什么法律问题，直到某件事发生时才会促使他们进行大量思考。这种不幸事件通常是在“赌公司存亡”（bet-the-company）的法律诉讼，有时也会是一项带来惨重损失的新的政府条例，或者是由威胁自己利润模式的竞争对手游说得到的立法提案。对于这些决策人而言，遭遇法律问题既让人备感压力重重，困惑不堪，又代价不菲。

　　但是那些最为精明的企业领导者，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抑或家族企业，它们都汲取法律知识并将之视为一件必需的生存工具。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起初欲在哈佛成为一名律师，最后却辍学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但是，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他自开始就深谙法律对于公司成功的重要性。盖茨在他的行业中，是严格保护软件版权的最初提倡者。他在法庭上对于法律手段的运用，很快就赢得了声望和名誉。而且，盖茨还发明了软件合同标准授权条款的文本格式。他在处理法律事务上的坚韧毅力，不仅帮助自己成为美国首富，而且更令自己成为一名备受尊重的企业家。

　　不过，他在法律战略竞赛中仍有弱点——不关注政治。作为一个亿万富翁，他拒绝认真应对政府提出的反垄断诉讼案。终于，他发现在控制视窗操作系统这场旷日持久而且代价昂贵的战争中，自己已经处于失败的边缘。但是，即便这种情况下，盖茨还是显示出了快速学习的能力。他想方设法延迟这起案件的终审判决，直到对他的观点更为赞同的管理当局接管了司法部反垄断局。随后，他又促成了一项协议，限制法庭判决对微软将来前途施加影响。

　　美国规模最大的一些企业的发展历史，都着重彰显出法律知识和策略的重要性。托马斯·爱迪生曾经评论道：“我发明的电灯并没有给我带来利润，反而只是带来了40年之久的诉讼。”现在众所周知的通用电气公司，就是爱迪生创建并随后转手出让的。19世纪晚期，为了捍卫他的炭丝灯泡专利，在与竞争对手的抗争中，爱迪生的花费超过了200万美元。

　　电信行业的开端也类似于此。自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仅仅提前数个小时到专利局注册从而击败竞争对手时开始，围绕电话专利展开的斗争就打响了。这场斗争持续了18年，引发了600多件诉讼案，直到1888年美国最高法庭批准了贝尔的全部权利主张。

　　美国镀金时代（指1878年到1889年，源于马克·吐温的同名小说。——编辑注），在法律方面最为敏锐的企业领袖就是约瑟夫·沃顿。他于1881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商学院。沃顿尤其崇尚法律知识的重要性，以致在他新建立的商学院中，将法律定为必修课程。沃顿商学院的法律研究系，也就是我现在教书的地方，正是约瑟夫·沃顿先生洞穿法律对企业的战略重要性的杰作。

　　你也许会感到疑惑，为什么沃顿先生——19世纪一个擅长锌和镍等金属交易并最终掌管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 Corporation）的企业领导人——会坚持商学院学生应当学习法律的观点。在1881年，集体诉讼（class action）、诉讼爆炸（litigation explosion）、证券监管法和反垄断法等名词和形式都还没有出现。实际上，当时在美国连地方监管机构都还没有成立。美国的第一个监管机构——州际通商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也直到1887年才成形运作。

　　当伯利恒钢铁公司面临来自国外钢铁供应商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时，沃顿则成为了一名立法运动的领袖——提高外国钢铁的进口关税，保护钢铁行业。而且他还很快意识到，仅仅代表狭隘利益而展开激烈辩论是一项失策的政治方案，所以沃顿建立了产业联盟——美国最早的跨行业游说团体之一。

　　事实证明，沃顿在19世纪末保护钢铁行业过程中所创造的政治战略，与他的镍币一样经得起岁月考验。在书中后面的内容里，我们将看到，美国钢铁行业的利润战略仍旧依赖于“保护政策”，就如同钢铁行业对新型生产技术的依赖一样。具有保护性关税方面经济学知识的人可能不会认同这一观点，不过若是一项法律战略存在断层，又怎会奏效逾百年之久？

扩展阅读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