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宜黄的强行拆迁，古往今来在神州大地屡番上演，被欺负的只是升斗小民，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倒是一句“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地方官的“肺腑之言”，让全中国人再也无法回避了。急于作为的父母官，变成了人民利益的破坏者，勤政与苛政的界限原来是那么的模糊。三聚氰胺事件的虎头蛇尾，其逻辑基础是保护民族乳业，可结果呢，蒙牛与伊利的恶斗从此愈发猖獗。而近期卫生部门“铁酱油”的新发明，喊着为人民健康着想的口号，而无敌舰上却分明悬挂着海盗旗。　　网络时代下，政府机构的管理问题层出不穷，和谐社会每天都发生如此多的不和谐。问题千头万绪，现象千变万化，粗浅说来有“四化”：其一，目标自我化，无成本的资源获取，引发非理性施政目标，个人的野心往往掺杂其中；其二，手段破坏化，快字当头导致不择手段，先破后立却往往破而不立；其三，约束形式化，监督考评的内部人把控，不捅破天之前，问题当成颂歌唱。其四，考核唯数字化，GDP增长率与升官速度的密切正相关，是很多干部铤而走险的兴奋剂。

　　政企不分，曾经是国营企业僵化经营体制的代名词。以政治方式治理企业，造成有限资源的无限浪费，犯了企业经营的大忌。而若是反过来，以企业经营的理念和手法来管理政府机构的话，效果却截然相反。政府好似一个超级大公司，只是管理起来更为复杂，因为其经营目标除了经济效率还有社会效益，但也不妨借鉴一下公司化管理经验的成败得失，以效率促效益，和谐社会就有可能从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和人民福祉。　　

　　人民群众是社会的所有者，政府机构则是被授权的代理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投资人与经理人。因为代理关系的存在以及合约的不完整性，所以就必须依赖制度化的公司治理方式，就目标、原则、决策机制、利益分享和冲突解决达成一种合同关系，以便清晰的配置双方的权、责、利。公司治理结构，就是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等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关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利益获取和分享。若将公司治理结构与社会治理结构对比，人民群众则是所有者，党政机构是董事会，官员是高级执行人。

　　对于政府机构来说，公司化治理的决策管理意义要远大于法制价值。本人常年从事企业营销咨询，试图从公司决策管理的角度先剖析一下政府机构的管理问题，然后畅想一下如何借鉴公司化治理方法，提高政府机构的管理效能。依我看来，当前政府机构的管理成效虽有明显改善，然尚有四大病症隐隐作痛、余音缭绕：　 　　

　　1、战略执行的“软脚症”　　　

　　坦率地说，政府机构的战略目标制定是花了很多功夫的，数字严谨、目标明确、责任清晰，容纳了政府官员、研究人员和社会名流的多方意见，确实对中国持续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种系统、科学、细致的战略制定体系，也值得国内大中型企业学习和借鉴。

　　战略目标只是开始，战略执行最为关键。政府机构的战略目标分配，普遍存在机械平均化，资源像分果果一样地划拨给各个层级，看似公平，实则不效率。而且，这种层级化、指令式的任务分配方式，还会导致一些地方不择手段地完成目标，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驴屎蛋子外面光，隐患无穷。前一脚似乎迈进了达标区，而后一脚则身陷项目重复建设、城市疯狂扩张、地方盲目招商的泥潭，战略执行的软脚症实则是社会资源的虚耗病。　　

　　2、管理方式的“官僚症”

　　很多地方政府机构，庸人多、能人少，患上了几十年前的日本企业的官僚病。论资排辈的年功轮序制，制约了年轻人上升的空间，又让无所作为的中老年人过于安逸。对于求安稳、混饭吃的公务员阶层还是有吸引力的，而对于那些胸怀大志、经世济民的人来说，要等到自己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渺茫的很。从激情到淡然，失去了服务社会动力的死水一潭，又怎能服务于千变万化的社会呢？

　　而无退出机制的终身制，公务员队伍愈加庞大，官民比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值。汉唐盛世，做功不可没的就是精干高效的政府管理机构、藏富于民的治理理念。那些行政能力弱的人，如果换成其他工作，对自己、对社会也许都是一个价值再创造，而若是一味地“赖”在公务员里，就耽误了自己、祸害了社会。

　　3、目标考核的“唯数据症”

　　唯GDP的经济发展模式，业已补充了民生指标的考量，但地方发展唱主角的还是数字指标，GDP、招商引资占去了政府机构绝大部分的精力。没有发展，就没有幸福，其实就是先发展、后幸福，然而逝去的幸福以后真的可以补偿吗？

　　中国这个超级大公司里，有着无数二级、三级、四级子公司，每个公司的发展现状和发展目标差异很大，因此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各级子目标，而不是从上往下的做简单除法。可以学习企业的量化、质化的双重指标法，在经济发展数据的基础上，制定可执行的质化标准，并确定不少于40%的权重，从而防止竭泽而渔式的表象化发展。　　

　　4、过程监督的“单极症”

　　科特勒很早就在《营销管理》就阐述了过程监督管理的重要性，过程质量决定结果的好坏。一个企业，每个月乃至每周一次对销售额、现金流、负债率、股价等过程经营要素进行多极化监督和考评，保证企业发展始终处于可承受的风险范围之内。

　　政府机构的过程监督，主要是上级考察为主、民间上访为辅，容易产生报喜不报忧的大团圆局面。像秋菊山庄变成了上访农民的羁押所，就是抹杀民间监督的一种特别手段。江西宜黄县的强拆事件，如果没有发生极端的自焚事件，恐怕县领导们还一直被上级表扬着。城市网民的发言自由度有了一些，而农民却很少有民意上传的通道。出了问题再严查，其实就是变相放弃日常监督的临时救火而已。政府机构执政的过程监督，应该更多地让位于人大、民意代表、社会公众和大众媒体，不能变成了内部人查内部人的自我监督。既然管理的前提是“人性恶”，那就不能天真地依赖官员的自觉性和高尚道德，监督应该有些干货了。

　　地方政府机构的公司化治理，就是适度借鉴企业管理经验，把行政式治理建立在效率效能双优化的基础上。唯效率马首是瞻，也许是宜黄官员为自己喊冤的借口，用江西另一位官员的说法就是“没有我们这些强拆的地方官，你们这些评头论足的知识分子哪里能过上好日子？”。贪功冒进的伪效率，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满足小部分人，以毁掉生态环境、社会公平和子孙福利，来满足今天的一时之享。政府机构如此，企业也不乏气味相投者。

　　施奈德电气中国区总裁朱海，在讲到自己的主要工作职责时，只用了“人、品牌、社会责任”的短短七个字。一个看似唯利是图的外资企业，都能兼顾到员工和社会，而不是单纯的品牌价值，这就说明一个优秀企业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均衡发展的基础上。企业都能做到的事，政府机构就应做的更好。窃以为，政府机构的公司化治理可以从一下简单的四个方面加以落实，兼顾效率和效能，社会的和谐发展也许就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扩展阅读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