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企业家一直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现在，他们在公共空间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于公共治理之合理化，或许是有益的。只是，这些企业家参与公共治理的技艺，甚至是主张、维护自己利益的技巧，实在是太欠缺了。

人大、政协刚一开幕，两位私营企业家就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首先是“中国纸业女首富”张茵提出，应当对刚刚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中无固定期限合同进行修改，她又指税率太高会吓跑富人，建议为月收入10万元者减税。接下来，另一位政协委员、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老板穆麒茹说：“钉子户”也导致了房价上涨，把开发商都当成高房价的罪魁祸首和过街老鼠不公平。

　　对于这两位女士的意见，舆论多数表示反对。这些意见都涉及当下十分敏感的穷人与富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纠葛。这两位女士的意见，都表达了雇主、富人、强势群体的意见。有些学者颇有道理地提出疑问：私营企业家固然应当在政治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工人、穷人、弱势群体是否能平等地在这里发言？

　　可以断定，舆论所表达的批评和质疑，必然让那些企业家发言的目的至少部分落空。现在人们似乎普遍地接受了经济学的预设：人人应当追求自己的私利，企业家为自己的利益说话似乎也是天经地义的权利。于是，真有一部分企业家大声为自己的利益说话。这样的姿态当然很好，尤其是因为，在中国，长期以来，政治是高度封闭的。企业家——当然是指私人企业家，一直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没有对公共决策发表意见的渠道。现在，这些企业家在公共空间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于公共治理之合理化，或许是有益的。

　　只是十分可惜，这些企业家参与公共治理的技艺、甚至是主张、维护自己利益的技巧，实在是太欠缺了。勇敢地表达是一回事，这种表达得到的效果，却是另一回事。如果勇敢地表达最后只是招来舆论的质疑，甚至更糟糕，使本来就紧张的社会群体关系更加紧张，那就是南辕北辙了。

　　症结可能是，企业家或许没有很好地分辨清楚自己作为企业家与作为公共治理参与者的角色之间的根本差异。这与目前的制度安排缺陷有关。全国可能已有上万企业家进入各级人大、政协。不过，他们进入人大、政协并不是自己主动竞选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的企业经营得不错，对当地经济发展贡献颇大，于是被相关部门安排进入人大、政协。没有经过一个必要的政治过程，他们就从企业家直接变成了政治家。

　　 程序上的缺失，使这些企业家没有必要将企业家身份与政治家身份区别开来。这样，即使进入人大、政协，也仍然带着企业家的角色意识，而根本没有政治家的视野，没有经历政治竞选的历练，当然也就没有政治家的技艺。

　　于是，在人大、政协会议这样的公共政治论坛上，他们中不少人谈论的是自己的企业。当然，谈论自己所在的行业的现状、问题与政策，也是熟门熟路。还有些人会谈到更广泛领域的法律、政策、社会现象，但其视角也依然是狭窄的。至于他们发表意见的目的，那就更为单一了：保护、增长自己所在行业、群体、阶层的权利和利益。概括地说，这些教育公共治理的企业家缺乏政治意识和政治视野，他们不是在参政议政，而是在公共论坛上谈论私人事务。这自然会让人们失望乃至反感。

　　企业家们发表的那些诉求，不能说不正当。企业家希望政府为自己的企业、自己所在的行业、地区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希望政府保护企业家权益、有效保护企业家财产，这些都无可非议。但是，即便是经济学家在媒体上谈论这些问题，也必须使用一种一般性语言，否则会遭人怀疑。经济学家只能说，法律应当保护所有人的私人财产，而不能只提企业家的私人财产。经济学家应当为所有人说话，而不能只为企业家说话，否则必然招人非议。

　　企业家在公共舞台上发言，那就更得使用公共话语、讨论公共事务了。你既然在参与公共治理，那么，用公共话语讨论公共事务，就是你的正当职责，在此仅谈论企业家群体的利益，就是假公济私。在目前这种社会气氛下，如此大声地谈论保护、增进自己群体的利益，就更不合时宜了。

　　 当然，学习使用这套公共话语体系，需要企业家具备公共意识。而这种公共意识非一日所能练就，需要一种潜移默化的功夫。也就是说，需要企业家在平时就具备公共意识，在经营企业之余也能够思考公共问题，并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公共事务，学会从公共视角看待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

　　这一点很重要。企业家参与治理乃是现代治理的一大特征，甚至有人说，宪政制度与工商精神支配政治有关。但工商精神渗入的前提却是，商人得把政治当回事，知道怎么参与政治游戏。否则，光知道在商言商，又何从影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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