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先生在《腐败的正负功能》(载《读书》一九九三年第五期)一文中，引述了西奥博尔德提出的六种反腐败方式(一次性清洗运动，常设反腐败机构，非政治化手段，如军管，道德建设，建设官僚队伍，缩小腐败行为的机会)，认为前三种基本无效，而第六种方式，即下放权力，走向小政府大社会，把更多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出路之一。于是，人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腐败和贿赂就不会滋生蔓延呢？改革正在不断地下放权力，为什么腐败和贿赂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风行起来呢？须知，腐败和贿赂现象既非中国所特有，也非外国所独占：既非社会主义的产物，也非资本主义的专利。同是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有的腐败和贿赂现象比较严重，如意大利。有的相对较少；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腐败和贿赂发生的情况也不一样。我国的情况也表明，在集中计划经济条件下，大政府小社会，公共决策非常普遍，也曾出现过清政廉明的时期。看来，需要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权力和公共决策的存在必不可免，既然公共权力和公共决策的存在及其与具体掌权者和决策人的私人利益的矛盾，是产生腐败和贿赂行为的客观基础，这个基础是广是狭，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公共财政和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有关决策是公共决策，除此而外的其他经济决策基本上都是私人决策，因而腐败和贿赂活动的客观基础相对较小。在公有制经济中，不仅公共财政之类的决策是公共决策，而且除个人消费之外的一切经济决策，包括生产、投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产品销售等，都普遍地具有公益决策的性质，因而产生腐败和贿赂行为的客观基础相对广大。因此，实现市场化是解决腐败的一个根本出路，只能从缩小其产生基础的意义上去理解。

　　然而，腐败和贿赂产生基础的广泛与其滋生蔓延的现实终究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基础广泛，腐败和贿赂行为有可能较少发生；基础狭小，腐败和贿赂现象也可能泛滥。因为把腐败和贿赂的可能变成现实，并滋生蔓延开来，主要取决于经济运行机制和其他制度条件，包括政纪法制、道德约束和意识形态等广义的制度因素。反腐败和反贿赂的办法和途径也应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去考虑。否则，除了从历史的背袱中寻找原因以外，就很难对改革过程中的腐败和贿赂现象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改革开始以来，腐败和贿赂行为的扩大和蔓延，首先是由于改革为其提供了实现的机制条件。改革前后，公共决策范围的广泛性及其与具体决策人私人利益矛盾的普遍性变化不大，甚至改革以来有所缩小，但是决策权力的高度集中，具体决策人数量相对较少，与决策权力分散，具体决策人数量相对增多，其意义和作用有很大差别；特别是改革启动了利益机制，地方、企业和个人都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激励明显增强，利益矛盾和利益争夺大大加剧，再加上其他条件，腐败和贿赂行为就泛滥起来。

　　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个人为何以及如何选择了这样的行为，取决于腐败和贿赂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及其比较。当腐败者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得到的收益(包括经济上的利益和心理上的满足)大于这样做的成本，即以权谋私败露后可能受到的惩罚和谴责(行贿者的成本还要包括用于贿买的钱财)，腐败和贿赂就会发生；净收益越大，就越容易发生，其程度也越严重。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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