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思想，在先秦的社会大动荡中很快就衍射到了各个方面，并对各种治理国家的方略产生了影响。从道家自身而言，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建立在以“无”为本体的哲学理念之上，但要达到有用，无为方法很快就走向了“术”。《道德经》本身，就有丰富的“术”资源。老子的“术”提出了古代的动态管理思想，力求做到管理变化与情境变化的同步，同时又使 “术”逐渐脱离“道”的约束而不断向权术转变，由此而带来了管理中的“伪”。儒家同道家在管理上的争论，主要表现在“诚”与“诈”的矛盾上。在道家思想的流变过程中，兵家和法家推动着道家思想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化，老子思想具有进可攻退可守的灵活性，所以，当兵家的战略战术显示出背离“道”而自成一家的倾向时，即兵家由“孙子兵法”向“三十六计”演变时，兵家就不再具有“道法自然”的母体思维；当法家走向商鞅韩非的富国强兵道路时，也已经背弃了老子思想的基本宗旨。不过，老子的“静虚”、“道”等概念，在其他学派中得到了广泛传承。

无为而治与权术之治
关于无为而治，除了从方法论角度考察外，还需要从管理的本体论角度加以认知。工业化以来，功利主义使人们的眼光越来越转向有用，而忽视了无用的意义。而从本体论角度看，没有无用的衬托，有用也会黯然失色。老子对此作了独到的说明；“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第11章）车轮辐条之间的“无”，成就了车轮转动之“用”；陶器中空的“无”，成就了陶器盛物之“用”；墙壁上门窗处凿开的“无”，成就了房屋的居住之“用”。因此，“有”可以带来利益，而“无”才能产生功用。现实中，随着“有”对“无”的挤压，“无”的价值被许多人忽视。所以，参照老子的说明对“无”加以辨析，可以使管理活动中的冗余、无效等问题得到新的界定。从本体上重新给定“无”的地位，有助于在方法上准确把握无为而治的意义。

按照无为而治的思路，道家发展出了一整套“知雄守雌”的管理之术。“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之，不可长保。金玉盈室，莫之能守；复归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第9章）这种知雄守雌，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动态管理，二是权术之变。

现在谈动态管理的人很多，但如何实现管理中的动态，仍然需要有思想上的突破。在现实管理活动中，人们往往截取一个时空横断面来处理事务。某一产品，市场需求时时在变，然而，建立与市场变化同步的生产决策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当经营者确定这种产品到底生产多少数量时，他不会也无法做到与市场需求同步变化。生产任务的设计和下达，要根据经验提供的销售量，综合原料、工时、资本、产能，一直到考虑仓储、运输等因素，把某一时间段的需求量作为一个不变量来考虑。例如，制造电视机，厂家会根据自己产品在过去每月、每年的销量，加上各种已知因素的权值，确定出一个按月或者按年的生产计划。这时，他尽管知道情况时时在变，但计划安排只能假定“不变”。所以，经营者在现实中是“固化”某一时段某一情境来从事管理的，变革只能间歇进行。在关于变革的论证中，往往可以看到“启动→变革→固化→不适应→再度启动”这一循环，实际上这是动态管理的静态化。

正因为这种静态化，会使管理决策与情境变化并不完全吻合。当市场变化尚在决策者的预期范围内时，一般不会造成重大失误，然而，市场变化超出了决策者的预期，就有可能承受不了。所以，决策者只能拼命提高自己的预测能力，使预测尽量同将来的情境一致。但这会给管理者带来两大难题：一是在做决策时投鼠忌器，二是难以确定固化变革的区段大小。所谓投鼠忌器，是因为任何变革都会造成旧有东西的损害，一旦这种成本超出了变革带来的收益，成本高昂的东西就变成了神庙中供奉的器物而不容变革，而何为“器”则很难确定。例如，在近代中国的变法过程中，一开始，当局把体制界定为不能变更的神器，只能学“船坚炮利”；甲午失败，不得已放开了体制变化，但不能学立宪政体；在革命压力下，不得已又开放了立宪领域，仅仅把帝制作为最后死守的底线；辛亥革命又打破了当局的这一底线，使得执政的皇族权贵不得不抱恨喊屈，感叹计划赶不上变化，认为国家管理的不确定性太大。在这种不确定性面前，每次变革的适应期区段会越来越短，而这种适应期区段的变短，又会极大降低变革的收益，或者迅速增加变革成本，致使变革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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