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是历代统治者警诫自己的一面镜子，至今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其中督责术的失败，就是一例。

胡亥上台时，就担心大臣不服，按照赵高的建议，以杀伐立威。按理，这种宫廷政变往往会引起上层动荡，如果统治者能够安抚下层，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因为权力变更带来的恐慌。但是，胡亥在赵高的调教下，只懂得使用暴力。他不但诛杀宗室功臣，而且屠戮下层官吏，“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朝很快就遇到了统治危机，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大乱。李斯上奏，请求暂停阿房宫的营建，减少戍徒征发，以稳定时局。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李斯的建议都是可行的。

然而，胡亥不这样看。恰逢吴广的起义军向西展开，李斯的儿子李由任三川郡守，镇压不力。胡亥就派使者问李斯，你贵为三公，天下乱到这个程度，而且你的儿子有直接责任，“如何令盗如此？”李斯害怕了，于是揣摩二世的心思，给他提出建议，让推行督责术。

所谓督责术，即督察问责的管理方法。应该说，管理离不开督察问责，然而，李斯向秦二世提议的督责术，却是出于另一种考虑，即如何保证皇帝大权独揽。所以，督责术要排除“俭节仁义之人”、“谏说论理之臣”和“烈士死节之行”，因为这三种人会妨碍皇帝的享乐，挑战皇帝的权威，冲击皇帝的尊严。督责要采取君主独断的措施，其目的在于更严厉地控制臣下。“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不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李斯的推论是：“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明君臣之术矣。”（《史记 · 李斯列传》）这种督责术，其本质是把一切权力都收归皇帝，把各种责任都落实在下面，所有官员甚至老百姓都被放在有过错的位置，问责就是找茬，下面的人员挽救自己的过错还来不及，谁还可能同皇帝对抗？秦二世大喜过望，切实推行，结果是把自己迅速送上了死路。

督责术的思路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即把所有臣下都放在有过错的位置上，这样，就使皇帝掌握了控制臣下的终极手段。中国古代的皇帝深谙其中的奥妙，曹操等人就推崇“使功不如使过”的用人之道。用有过错的人，他会服服帖帖，而用有功劳的人，他有可能居功自傲。但这种思路在秦二世手里，却成为毒药，原因何在？

首先，李斯的建议本身就有问题。他为了讨好胡亥，只强调督责给皇帝控制臣下带来的便利，有意不谈督责有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李斯所设计的督责标准是对社会财富的搜刮和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各级官吏为了逢迎皇帝，最差也要考虑自己避祸，就会无所不用其极。秦二世按照李斯的建议厉行督责后，“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然而，只要出现社会冲突，就会成为皇帝问责的新理由。于是，官吏们为了规避责任，千方百计隐瞒真相，报喜不报忧，致使皇帝看不到危机，最后出现“指鹿为马”而无人敢言的昏暗政局。

其次，这种督责术需要有皇帝的自省。按照督责术的设计，皇帝对所有官吏都可抡起问责大棒，追究你就是严格执法，不追究你就是皇恩浩荡，君主置于绝对正确的地位。这种制度要求君主不能犯错，起码不能犯大错。在没有不同意见、失去谏议批评的情况下，君主有错而不自知，往往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恰恰是这种制度，导致君主的小错无法显现和纠正，一出错就是大错。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皇帝与臣下的对立。尽管上面两个问题在各个朝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多数没有引发像秦末那样的激烈对抗。而胡亥则不然，他实行督责术引发的冲突，其剧烈程度在历史上极为罕见。究其原因，是胡亥把自己弄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胡亥口口声声遵从申韩，但他没有弄懂申不害的“术”该如何驾驭，也没有弄懂韩非的“法”该怎样掌握。在法家的治国理念中，赏罚二柄是缺一不可的。有些帝王运用“使功不如使过”的用人之术确有成效，其前提是要有笼络人心的初衷。对于有过错的官员来说，他为上司卖力的前提是上司不追究他的过错。所以，采用这种方法的奥妙是，君王总把臣下的过错拿在手里，时时提醒臣下却不予处理。“引而不发，跃如也。”这样才能使臣下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一旦真正问责，就意味着被问责的官员变成了自己的敌人。胡亥长在深宫，缺乏大风大浪的磨炼，他只看到了督责对官员的威胁，而没有看到督责造成的对立。从史书看，秦始皇虽然严苛，但也有赏有罚。而到秦二世，除了严刑酷法，几乎没有恩赏赦免的记载。这说明，胡亥已经把所有官员都推到了对立面，包括他信任的赵高，一旦面临问责，也在反叛之列。

秦二世的督责术已经成为历史，需要我们今天思考的是：督察和问责的立足点是什么？由谁来督察问责？如何防止责任压力下的隐瞒欺骗？尤其是如何防范督责造成的上下对立。尽管我们早已推翻了帝制，然而，长期的文化积淀，使许多人心中都有一个无形的皇帝。所以，哪怕只是一个班组长，在问责员工时，也需要清除无意识的帝王情结，使管理行为实现由控制术向协作术的转变。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先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问责部下时，是把部下当作事业的合伙人，还是当作潜在的敌人？由此出发进一步扩展，不管哪种管理制度和方法，一旦会产生较为普遍的冲突时，是不是先不要急于考虑下面的执行力，而是先考虑一下制度和方法本身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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