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权术”一词，需要稍加辨析。从本意上看，权是权变，是衡量变化的秤砣，而不是延申而来的权力。术是技巧（術的本义是行在道上），是他人不具备的艺能，而不是见不得阳光的诡谋。当然，现在所谓的权术，含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多强调其中的“谋”而不是强调其中的“权”和“艺”。老子的思想从自由裁量出发，肯定会走向“术”。上司要掌握把自由裁量权下放到什么程度，下级要明白这种自由裁量权能够给自己多大余地。

如果真正按照老子的思路，完全的消极适应是不需要权衡的，而老子的目标在于“南面而治”，所以，老子的术，从一开始就带有谋的色彩，是一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策略。所谓“大智若愚”，本质就是一种装。比较一下道家和儒家，这种差别就一目了然。儒家不乏讲权，但很少讲术。道家则很少讲权，却对术津津乐道。所以，讲老子管理思想者，多会走向谋略，甚至走向用计，这虽然不是老子的初意，却是他的逻辑延伸。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很快就会看到不同于前的另外一个老子。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45章），不是真正的缺、冲（虚）、屈、拙、讷，而是特意克制、掩饰成、盈、直、巧、辩。现实中不难发现，有些十分聪明的人会故意装傻，非常机灵的人会显露笨拙，这种人正是老子思想的践行者。但无论其做得多么好，都是一种“伪”。这种“伪”，实际上往往比内外一致的有为和企求野心更大。

老子很不满意孔子的进取精神，曾经严厉地批评孔子说：“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娇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段话，可以反映出道家和儒家在管理思想上的最大差别。诚然，儒家也强调“邦有道则仕，无道则卷而怀之”，与道家的“得时则驾，不得时蓬累而行”基本相同，但儒家是积极的，而道家是消极的。如果说，老子确实坚守消极自然之道，对孔子的这一批评则无可厚非。但是，老子并不是完全消极，他实际上是要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柔和弱并不是老子真正要坚守的目的，而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这样，示人以弱，装聋作哑，就成为一种技巧和艺术。所以，老子的反智，不是一种彻底的反智，而是要保持自己的“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第33章）刻意就不再是自然，老子崇尚自然，然而知雄守雌，明明是“雄”却硬要把自己装扮成“雌”却是人为，这是老子管理思想的内在矛盾。在他教训孔子的话语里，人们可以看到崇尚自然的老子变成了高扬人为的老子，他要求孔子为了一己之利而不惜掩饰本来面目，放弃了顺应自然。

所以，老子的术，可以概括为一种知雄守雌的权谋表演，目的是争天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66章）而且在术的具体运用上，老子说得更直白：“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去之，必固与之。将予夺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36章）这里，老子思想就已表露出明显的诡道，明处和暗处截然相反，目的和手段相反相成。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走上与道无关的“纯技术”权谋，而一旦脱离了“道”只讲“术”，这种“术”就很有可能厚黑化。赞许老子管理思想者，往往对这种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给予高度肯定。有必要指出，即便是真的“弱”，一旦用“以”字把它变成用来“胜强”的手段和工具，那它就不再是自然之道，就会背叛老子的初衷。而老子本人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可以说，在《道德经》中有两个老子，一个是自然的、无为的老子，另一个是人工的、以无为掩饰有为的老子。前一个老子在逻辑上肯定会走到后一个老子，而后一个老子又会在逻辑上推翻前一个老子，这才是老子管理思想的命门所在。他自己也知道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才发出了“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的告诫。

既然不可示人，就要尽可能不使别人发现自己的作伪。所以，老子的术要求人们把自己的真实状态和真实目的牢牢包裹起来。他再三告诫人们：“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第56章）正因为老子的“术”存在着这样的不诚实，所以，历代儒家在讲解《春秋》时，往往用“郑伯克段于鄢”作为批判老子思

想的佐证。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老子之教，实是共叔段丧命的根源。《公羊传》称这一事件彰显了郑庄公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谷梁传》则直接称“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范雍在注释中更明确地说：“段恃宠骄恣，强足当国，郑伯不能防閒以礼，教训以道，纵成其罪，终致大辟，处心积虑，志欲杀弟。”《左传》虽然主要是记录史实，但所记郑庄公对下属言“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等说法，也反映出郑庄公的用心险恶。对于老子思想中这种“钓鱼式管理”，朱熹说得最透彻，“《老子》一书意思都是如此。它只要退步不与你争。如一个人叫哮跳踯，我这里只是不做声，只管退步。少间叫哮跳踯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应自有馀。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其设心措意都是如此。闲时他只是如此柔伏，遇着那刚强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张子房亦是如此。如云‘推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又云‘以无为取天下’，这里便是它无状处。据此，便是它柔之发用功效处。”（《朱子语类》卷137）“老子心最毒”，一个“毒”字，把儒家对道家之术的不以为然作出了通彻表达。王夫之干脆称老子为“持机械变诈以侥幸之祖也”。近代曾国藩也有类似感慨，他在《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下说：“吴子序言：‘圣人言：“保国，保天下。”老氏言：“取国，取天下。”吾道只自守，老氏有杀机！’云云，其义甚精。好学深思，子序不愧。”章太炎比较儒家和道家，直接斥责老子：“‘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其所以制人者，虽范蠡、文种，不阴鸷于此矣。故吾谓儒与道辨，当先其阴鸷，而后其清静。”“老聃为柱下史，多识掌故，约《金版》《六弢》之旨，箸五千言，以为后世阴谋者法。其治天下同，其术甚异于儒者矣。”（《觀书·儒道》）儒家对道家的这种批判，有助于防范道家管理思想向阴谋陷阱的滑落。

但是，这种批判，尚不足以彻底否定老子管理思想中“术”的意义。如果“术”有伦理约束，有契约规范，有诚信垫底，有善意支配，那么，老子的“术”，仍不失为对管理的智慧性启示，有利于人们感悟管理的真谛。例如，老子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第60章）就是对管理之术的一个绝妙比喻。所以，“术”亦正亦邪，可正可邪。作为管理的工具，术要看掌握在谁手里，用什么价值观念来支配和使用。

道术与兵法

老子是为社会政治出谋划策的，所以，他的无为，最后落脚于有为。老子思想向有为方向变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兵法。

一说兵法，人们一般首先想起的是《孙子兵法》，然而，在学界，把《道德经》看作兵书的大有人在。宋代苏辙曾经说《道德经》的用智“与管仲孙武何异”；清初王夫之说“言兵者师之”；近代魏源也把《老子》看作“言兵之书”；章太炎则称《老子》的主题相当于兵书《金版》和《六韬》。甚至瑞士的胜雅律在他专门研究三十六计的《智谋》一书中也说：“（《道德经》）概括了古代兵书的要旨，把用兵之道上升到政治斗争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因而也比《孙子兵法》更具有普遍意义。”当代学者何炳棣则专门写有《中国思想史上一项基本性的翻案：〈老子〉辩证思维源于〈孙子兵法〉的论证》，他在李泽厚《孙老韩合说》的启发下，对《道德经》和《孙子兵法》的词汇和语句进行比较研究，把老子之道和孙子之兵在逻辑上串了起来。学界还有人认为，《道德经》的上篇“道经”是对军事思想在世界观层面的理论概括，下篇“德经”是对战略战术和战争规律的论述。实际上，如果认真阅读《道德经》，就会对老子思想转向兵法毫不奇怪。因为老子思想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兵法论证。而且老子的无为，要在实践中转向有为，兵法是最接近的通道。

从一定意义上看，《道德经》采用的刚柔、强弱、生死、吉凶、攻守、轻重等两两对立的比较论证，处处都有着两军对垒的影子。以兵法而论，《道德经》的军事管理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必须认识到“兵凶战危”。在关于军事活动的凶险方面，先秦诸贤几乎有着共同的认识。这种共识来自于对当时社会状况的一致感受。道是和平的，克制的。天下有道就没有战争，天下无道才会战乱不断。“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第46章）强调用兵之不祥，同老子守雌贵柔的思路完全吻合。老子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第31章）所以，《道德经》即便是兵书，也是把用兵之道置于十分谨慎的角度来陈述的。为了在制度上表现出兵之“不祥”，老子还特意指出尚左与尚右的区别，“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兵者非君子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恬袭为上。”“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也。杀人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第31章）古代以左为上还是以右为上有变化（楚国有尚左的传统，《左传》桓公八年季良语：“楚人尚左”），在老子这里，表述为“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史官出身的老子，这样区分左右肯定有相应的依据。在涉及军事时以右为上，目的就在于强调用兵的不祥。这种不祥，不仅有对失败的恐惧，而且有对杀戮的不忍。所以，用兵作战，即便是获胜，仍然要“以丧礼处之”。这一点，对今日还在大讲用兵之道的管理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警示。凡是把经营当作打仗的领导人，始终要记住，打仗是“不得已而为之”。能避免就要尽量避免。弄清这一点，对于那些有战争瘾的经营者能够降降温。

扩展阅读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