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中受到较多批判的是“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阳货》）。实际上，这种上下等级划分，是同君子小人之辨相一致的。《论语》一书，有大量的君子小人对照之言。不但有众所周知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而且连言语迟数都成了划定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说话干练利落为“佞”，属于小人；言辞迟钝不能为“讷”，属于君子。还有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在孔子的话语中，君子与小人，一直是对立的两极。

除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外，孔子对人的等次划分还有多种。按照对学习的态度，分为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按照可以教育讨论的程度（实际上是按照资质），分为三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按照道德修养，分为两等。即君子和小人。这几种分类又交织一起，构成社会生态。

不管当今人们指责孔子这种等级划分多么“政治不正确”，我们可以断言，孔子的这种划分，来自于对社会的经验观察，来自于自己的教育实践（贤愚之别、智力高下的区分，并不悖于社会平等。以此来说明孔子反对平等，实质是把起点、程序不平等与资质不平等混淆了。即便是社会贫富差别，也属正常，无法也不可能拉平。只有权利平等才真正的平等，而孔子反对权利平等的论断极少）。而且孔子自称，他不是生而知之者，仅仅是学而知之、好学过人而已。平心而论，孔子的自我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后代对孔子的神化并不符合他的本来形象。治理国家的主体是君子，小人因为道德低下的缘故，只能是被治理者。即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到了孟子那里，就明确地发展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这种社会分工，表明孔子把治理国家的责任明确限定在君子这一社会群体。同此前相比，孔子认为，即便是“野人”，也能学习和掌握礼乐，即成为道德意义上的君子，而且他选人的准则优先考虑礼乐学习而不是优先考虑血缘身份。可以说，孔子主张的社会分工，不是按照固有身份，而是按照道德教养变化进行的。这就给人们通过教育和学习改变社会地位提供了可能。由此，孔子所说的君子群体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只有肯定这种开放性，才能使他主张的“有教无类”能够成立。尽管都是等级社会，但中国古代的这种垂直流动，与欧洲古代（包括明治之前的日本）有着根本的不同，对传统社会的管理有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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