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西方有两位教育大师可以媲美。一位是中国的孔子，一位是希腊的苏格拉底。然而，他们两位的教育方式，又截然不同。比较两人的差异，不无启发。

孔子的教学方法是正人君子型的。尽管《论语》中的孔子不像后来经过从董仲舒到朱熹的神化那么威严，在教书之余，不失为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但他却确立了师道尊严的基本规范。大体上，孔子教学生采取的是知识传授的方式，他也会提示学生，但这种提示的用意是想方设法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老师说的是什么。所以，他对于违背老师的意图是不大高兴的，对于学生言行同老师相反并不赞成。这种方式，更多的是培养学生对老师的忠诚和理解。所以，后代推崇孔子倒也不完全违背他老人家的本意。对于老师充满尊崇，“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从而形成自己坚定意志的颜渊，自然是他老人家最好的学生。

苏格拉底也教学生，却同孔子的教法大相径庭。他从来不教给学生现成的答案，而是采用反问、辩驳、追问等方式，迫使学生自己思考，自己找到问题的答案。他不在乎学生同老师想的不一样，更不在乎学生对自己说的东西不相信。这种方式，更多的是培养学生自己的推理能力和自我认知。于是，善于思考，追求辩证方式的柏拉图，成为最具有苏格拉底教育风格的传人。

从教育方法来讲，孔子是传授知识，而苏格拉底则是迫使学生自己形成知识；孔子教人以信，而苏格拉底是教人以疑。这里的信和疑，是方法论意义而不是伦理学意义的概念。正是方法论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别。赵纪彬先生曾言：古希腊是“智者气象”，古中国是“贤人作风”。诚哉斯言！这里无意区分二者的优劣对错，仅仅从方法差异角度谈谈二人在管理学上的镜鉴。

对于经理来说，孔子式的方法可能更恰当。经理是实践者而不是思想家，没有对自己意图的坚持，没有下属的服从，经理可能一事无成。很多人都强调，用人要用独立思考者，殊不知一个经理的部下如果个个独立思考，人人见解不同，那就什么事情也作不成。

对于学者来说，苏格拉底的方法可能更合适。学者的本质是创造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没有对现存知识的质疑和反思，没有自己的思辨和否定，就有可能被成见所俘虏，更有可能人云亦云失去创造性，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传授和承继知识而不能产生思想火花。

对于咨询工作者来说，两种情况各有各的用处，麦肯锡式的咨询，一般是拿出方案让对方接受；而德鲁克式的咨询，往往是通过反问让对方自己思考。

上面所言仅仅是最简单最一般的分类，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即便是从事实际管理工作的经理，也不能一概而论。当他推行自己的指令时，需要的是坚信自己的正确，同时需要部下不折不扣的执行。当他从事决策的时候，则要有相当的反思和追问，要能找出自己的破绽，但又要在该拍板时就拍板，不能无休止地追问下去。当他处理信息时，怀疑、验证、反问所占的比重，要比决策更大。

了解管理学的人多数都知道斯隆和德鲁克当年的分歧。斯隆坚信，通用汽车的成功实践证明其发展道路是正确的，而德鲁克恰恰怀疑这种成功能不能一直保持下去。它们的分歧，类似于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区别。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两人都有自己的道理。没有斯隆，通用汽车不可能取得辉煌；然而没有德鲁克，就看不到通用汽车后来的危机。

面对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经理也需要适度学点苏格拉底，而学者也要稍微向孔子表示尊崇。据说，美国女作家Lisa Alther曾经有言：一个人有多聪明，表现在这个人能用多少种相互冲突的态度来处理同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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