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即便能够以军事取胜，代价也是巨大的。现实中的战争告诉人们，军事胜利的背后是累累白骨，壮观场面需要巨大财力支撑。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远。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第30章）所以，作战必须考虑成本，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即便是完全理性不考虑情感的统帅，也会算账。所以，对于管理来说，战争手段轻易不能动用，起码不是首选手段，这就是“不以兵强天下”。万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用兵，也要学会适可而止。“故善有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第30章）只要有“果”（王弼注：“果，犹济也，言善用师者，趣以济难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强于天下也。”）即一旦克敌制胜，就要罢兵，而且不得强横，不得矜夸，不得炫耀，不得骄纵。获胜出于不得已，该收手时就收手。如果挟持胜势，还想扩大战果，“宜将剩勇追穷寇”，就会走向反面，“物壮则老”，穷兵黩武，违背了“道”，“不道”肯定导致玩完。对于运用兵法进行“商战”的经营者来说，老子的提示是学会及时刹车比开足马力更重要。尤其是经营者不能以商战的胜利为乐趣。“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第31章）如果对市场上倒下的同行没有同情心和怜悯心，那么，你在未来也会被同行所抛弃。嗜血者不可能得民心，更不可能靠嗜血治天下，即便得到了天下，也会由于其残暴而迅速垮台。

第三，战争有相应的用兵之术。哪怕掌握了用兵之道，还需要有用兵之术配套。用兵之术主要表现在战术策略、出奇制胜方面。

老子要求人们排斥情感干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5章）这种冷峻，是老子反复要求的，不被情感支配行动的人，才能有效使用战略战术。所以，老子强调，“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是谓配天，古之极也。”（第68章）要做到以柔克刚，就不能有丝毫激动、愤怒、威猛。只有克制情感，才可用术。

 

在具体的战略和策略方面，老子的“三宝”值得一说。他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死矣！”（第67章）所谓慈，即恩惠关爱，所谓俭，即节欲克制，所谓不敢为天下先，即后发制人。由于老子反对仁义，所以他说的慈不同于儒家的仁爱，而是一种没有亲情差等、没有私欲偏向的无私之爱。有人对“三宝”予以很高评价，但要注意的是，“三宝”属于术而不属于道。因为“三宝”不是目的，而是老子用来实现更大目的的手段，真正的目的是得到天下，慈用来激发勇，俭用来保证资源，不敢为天下先用来获取天下。所以，可以把“三宝”看作老子的基本策略。

对于不为天下先，老子有较多论述。“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第69章）要做到后发制人，就必须摆正主客位置，两军对垒，不能把自己置于主位，而要置于宾位。后手比先手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后手是一种示弱的应对，可以充分针对先手采取对策。先手表面主动，却在示强后会受制于人。善用兵者，能够以退守造成对方的骄横和空隙。行动却不留痕迹，出手却不让对方发现胳膊，牵引对方却不让敌军看到对手，严阵以待却不让对方发现兵器。在战略的执行中，最重要的是不能轻敌。一旦轻敌，“三宝”就几近于丧失。当兵力相当时，哀兵的胜算更大。

所有这些策略，都是从以弱胜强的治国方略中演化而来。然而，治理国家和军事行动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正奇不同。“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第57章）治理国家需要堂堂正正，哪怕是用术也要正派，而用兵作战则兵不厌诈，其方略一概追求出奇制胜。对此，人们已经有较多认识，此不赘述。但要注意的是，在现实管理中，更需要把奇正区分开来，尤其要防范把奇术用在组织内部，即便是针对外在的竞争者，也要注意用奇的限制条件，警惕把友人变作敌人。

老子与孙武的不同之处，是孙武把辩证思维运用于指导战争，而老子把用兵之道上升到“君人南面之术”。正是这种兵法背景，使得老子的消极无为上升为积极进取。表面上是冷眼旁观不动声色，行为准则是后发制人以弱胜强，追求的效果是由圣人统驭天下。有了兵法，老子思想就有了主体性和能动性。后来的庄子虽然在强调清静无为上同老子一致，但正是在不讲兵法这一点上与老子划清了界限。所以，如果管理者要读老子和庄子，应该明白，老子讲是治理领域的进入机制，而庄子讲的是退出机制。

从道家到法家

老子思想向有为方向变化的另一表现，就是法家的诞生。法家的思想渊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最主要的思想渊源，就是来源于道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给老子和韩非合传，而且把申不害也归入其中，自有其道理。

从道家向法家的演变，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一个重要环节。战国时期，稷下学派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而稷下学派中治黄老之学的相当多。据司马迁记载，“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S]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岂可胜道哉。”（《史记 · 孟子荀卿列传》）这些人中，慎到、田骈、环渊、接子“皆学黄老道德之术”，而司马迁没在这里点名的稷下道家人物，还有宋?、尹文、彭蒙等人。他们多数是从道家到法家的中介人物。

 

如果说，老子的思想是“以虚无为本”，强调本原性的道，那么，稷下的黄老之徒就是“以因循为用”，强调应用性的术。学界多认为，《管子》一书中有数篇集中体现了稷下黄老学者的思想。其法治学说的形成途径是“事督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管子 · 心术上》）。《吕氏春秋》一书中，也有战国晚期黄老之学治理国家的相关篇章。从道家向法家的转变，有三个比较重要的代表人物：慎到、申不害、韩非。

慎到主张“弃知去己”、“笑天下之尚贤”（《庄子 · 天下》语），同时又强调“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慎子 · 逸文》）。在他的主张中，法源于道，“以道变法”，把二者联系为一体。尤其是在权势方面，慎到奠定了法家学说中的“势”论，发挥了老子学说中的“君逸臣劳”观点。他说：“故腾蛇游雾，飞龙承云。云罢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子 · 威德》）老子在谈到圣人或者君主时，强调消极的低姿态，“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而慎到则放弃了这种消极观点，转为积极的运用权势控制臣下。由此，道家思想向君主更靠近了一步。但是，在主张“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的君臣之道方面，慎到仍然比较接近老子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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