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中国古代倡导社会分工的代表之一。尽管孟子在其他方面往往说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话，然而在社会分工问题上，他的思想最接近现实，而且在中国古代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高度。

战国时期的农家，倡导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反对分工。农家许行的门徒陈相，同孟子有一场争论。陈相批评滕文公说：“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于是问道：许行戴冠不？做饭用釜甑不？耕地用铁器不？陈相只好回答说：这些都用。孟子再问：这些难道是许行自己做的？答：用粟换的。在孟子的追问下，陈相承认，不能一边耕种一边从事手工业，“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孟子反驳道：“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在这里，孟子由劳动分工延伸到论证管理分工的合理性。

孟子尖锐责问陈相道：大禹治水时，能够耕种吗？契教化民众时，顾得上耕种吗？尧舜为天下治理人才而担忧，农夫为百亩之田而担忧，哪个大哪个小？

对此，陈相无言以对，只好从另一个角度反驳，认为许行的做法可以消灭交易中的欺诈。“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价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若；五谷多寡同，则价相若；屦大小同，则价相若。”孟子再反驳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价，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这里，孟子已经敏锐地看到了不同成本不同价值的表现，直观地说明了市场交易的合理性。

对于孟子的说法，他的弟子彭更也有疑惑，问道：“士无事而食，不可也。”孟子解释道：“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字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没有通功易事，那么，农夫那里粮食剩余但别人没饭吃，妇女那里布匹剩余但别人无衣穿。一旦通功易事，木匠车工都能得到粮食。假定有个人从事仁义教化，但不能从你这里得到食物。你是不是尊重了木匠车工而轻视教化者呢？显然，孟子对市场交易的直观认知，已经达到古代较高水准。他所倡导的士大夫政治，正是通过社会分工实现的。在儒家的治理理论中，不但有劳心和劳力的分工，而且还有咨询和实务的分工、直线与参谋的分工。后来各个王朝官僚体制中的言谏与政务的分工、决策与执行的分工，除了受到统治者分而治之的思想影响外，儒家的分工学说也是一个因素。

严格意义上，农业社会对分工的认识，往往比较粗略，而且对于技术性分工和社会性分工往往割裂开来。孟子以“通功易事”说明技术性分工，以劳心劳力说明社会性分工，贯通二者。如果说，儒家的思想往往带有复古色彩，那么，在分工问题上，孟子则颇有见地，走在时代的前列。当今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有着较多的社会分工后遗症，尤其是在社会分工范围（技术分工相对好一些），身份性分工（如正式工和临时工、农民工）越来越表现出其消极后果，却得到相应的政策保护；职能性分工则有意无意被忽略，妨碍着管理的深化进展。由于过去宣传的某些僵化观点，国内有些人对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划分存在偏见，同陈相用“厉民”批评孟子相仿。曾几何时，官方宣传把干部参加劳动当作重要评价指标，宣传某个县委书记的先进事迹是“农民腿上有多少泥，书记腿上也有多少泥”。这种宣传，在逻辑上只能说明这位书记是位优秀农民，而不能说明他是优秀干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至今被一些学者当作参与式管理的典范，却看不到其中包含着否定管理与操作分工的信号。尤其是在公共管理中的“齐抓共管”，更是模糊了责任边界。即便是在具备了职能分工框架的组织结构中，运行起来也往往会“不分份内份外”。至今中国的管理学界往往对分工与协调的关系研究不够，把打乱分工当作多方配合的现象屡见不鲜，专业活动被份外事务挤占，“不打粮食”的任务妨碍了精耕细作。

面对现实中管理分工的混乱，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看看两千年前孟子是如何批评子产的：子产在主政郑国时，曾经用自己的车马帮助当地民众渡河。孟子说：这是小恩小惠而不懂如何从政。如果十一月修好走人的便桥，十二月修好走车的大桥，民众就不会困于渡河事务。君子处理政务，哪里能够一个一个人去帮助他们渡河呢？如果为政者逐个去取悦所有的人，忙死了时间也不够用（《离娄下》）。在孔子那里因为惠民而被高度评价的子产，到孟子这里变成了批评对象，反映出孟子对孔子也不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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