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5日，泰国央行决定关闭42家金融机构，泰铢终于全面失守。紧接着，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兑美元的汇价狂跌，猛烈的金融风暴把这些国家一下子砸到了谷底。

索罗斯旗下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下一个觊觎的目标就是中国香港。索罗斯就要对香港下手了。

作为索罗斯当年亚洲战营里最主要的操盘手之一的琼斯在分析当时量子基金为何选定香港作为亚洲金融危机第二波冲击主战场时说道：“香港基本面当时没有泰国那么糟糕，但是房地产和股市泡沫也不少。”

1997年10月20日是美国华尔街股市“黑色星期一”10周年纪念日，10年中，每到这一天投资者们都会习惯性地焦灼不安。然而当天，恐怖气氛却并未在华尔街股市出现，而是降临在地球东方的香港。

1997年10月，国际炒家首次冲击香港金融市场，10月21日、22日香港恒生指数连续两天大幅下挫9%，累积跌幅近1200点，被当地市场人士形容为小股灾；23日，恒生指数报收于10426.3点，深跌1211.5点，跌幅超过了10％。

2003年10月13日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其文章《打击国际炒家狙击人民币行为》中写道：

索罗斯1997年狙击港币的真正目的并非期望港币贬值，但港府惊慌失措之下大幅调高了银行间拆放利率，因此第二天股市大跌。最后，发现国际炒家真正想狙击的目标是恒生指数而不是港币。因此国际炒家在事先大量卖空恒生指数期货，等股市大跌后，他们虽然在汇市亏了小钱，但却在股市赚了大钱。

为配合反击措施，香港特区政府、工商界人士发动了舆论攻势，金管局特地发表文告宣称香港外汇储备截至1997年9月底已经高达881亿美元。

众所周知，香港是亚太区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联系汇率便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港府一再声明，将坚守联系汇率不动摇，投资者和香港市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港府的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港府保卫联系汇率。

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说道：

联系汇率与市场汇率、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并存，是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核心内容。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发钞银行的汇率控制，维持着整个港币体系对美元汇率的稳定联系；另一方面，通过银行与公众的市场行为，使市场汇率一定程度地反映现实资金供求状况。仅就对付货币投机者而言，这二者的结合，犹如一个虎口，使投机者面对被吞噬的风险。

然而炒家们总觉得联系汇率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强大，总有一天会被他们击破，就如同他们迫使泰铢等货币贬值一样。自1997年10月开始，炒家几乎利用了各种机会，挑战联系汇率，但均被港府一一击退。

1998年5月，国际投机资金再次扑向香港。这一次他们兵分三路，向香港汇市、股市、期市同时发难，联系汇率制上中下三路同时接招，渐感不支，港股急转之下。国际炒家们似乎一战成功，因此也口出狂言，要把香港当做他们的“超级提款机”。

1998年8月初以来，国际金融炒家对香港金融市场发动了一轮新的大规模狙击。恒生指数一路跌到6600多点，眼看炒家如意算盘即将成功，香港特区政府却突然出手，动用了近1000亿港元予以回击。在1998年8月14日，股市开市前半小时，时任香港证监会主席梁定邦接到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的郑重通知：为捍卫联系汇率，打击国际炒家，港府决定对股、期两市进行干预。此后港府召集香港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紧急会议，就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取得了一致意见。

关键时刻，中资及本地资金入市，24家蓝筹、红筹上市公司从市场回购股份，推动大市上扬。中国电信重上招股价以上水平，加上中国内地减息成为股市上扬的题材，香港股市强劲反弹，港元汇价也恢复稳定，金管局还在买卖港元过程中获利，没有像其他东南亚政府那样大大耗损外汇储备。

1998年8月28日，这也许是香港自从有股市以来最漫长的一天。上午10点整，交易正式开始。开市后仅5分钟，股市的成交额就超过了39亿港元。半小时后，成交金额就突破了100亿港元，到上午收盘时，成交额已经达到400亿港元之巨，接近了1997年8月29日创下的460亿港元日成交量历史最高纪录。

下午开市后，抛售有增无减，港府照单全收，成交量一路攀升，而恒指和期指始终维持在7800点以上。随着下午4点整的钟声响起，显示屏上不断跳动的恒指、期指、成交金额最终分别锁定在7829点、7851点和790亿三个数字上。

香港特区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随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曾荫权表示，在那段面对国际炒家的时候曾经半夜睡不着觉醒来流眼泪。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时，曾荫权回忆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时说道：

就是(当时救市)用的储备不是我自己的钱，是香港老百姓汗水的结果，用得不对怎么办?还有就是对付炒家是必须的，但是对我自己经济的信仰是不对的，我很信一个自由经济的政府在市场领域是不应该干预不应该插手的，但是当时的市场完全破坏了，不能不做事。最重要的是，我感觉到如果做错了以后，这个受苦的不单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香港的市民。这个最苦的时间是这样，但是决定以后就不怕了。决定以后我每天做事已经有目标，一定要做好。当时是外国人欺负我们，很清楚，我们没有对外国贷款，我们是平衡预算案，我们贸易是平衡的，我们基金是充裕的，银行里有储备也是丰富的，但是因为我们有钱，他们欺负我们。

琼斯承认，索罗斯的“旗舰”量子基金参与了这场大“厮杀”，动用了36亿美元在汇市及股市上。据统计索罗斯与香港政府在股票市场上的激战，损失约7亿～8亿美元。而据一般估计，香港政府在1998年8月份恒生指数期货上约赚取了20亿港元，其中部分来自索罗斯的量子基金。

时隔多年后，谈论其精心设计的作战计划因港府出手干预而泡汤的这段经历时，琼斯表示：“在市场信心面临全面崩溃的时候，政府的干预提振了市场信心，避免更大危机的发生，也使得市场免于最终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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