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冰芬近日提出，用新“三从四德”取代在中国绵延了几千年的旧“三从四德”。新三从是指从世界、从爱、从己；新的四德是指，文德武德、言娴淑德、品学兼德、修身立德。

　　不论用词、含义，这三从、四德可够乱的，黄女士首先该补习一下中文。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提议，竟引起很多人关注，这仅仅是因为，它在表达反传统的情绪。而百年来的知识分子都在说，压制乃至压迫妇女是传统的大罪之一，“三从四德”就是明明白白的罪状。然而，果真如此吗？

　　单谈“三从”。“三从”出现于多部古典文献，如《春秋谷梁传》隐公二年：“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白虎通义·嫁娶篇》说：“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殁从子也。《传》曰：妇人有三从之义也。”看到这样的话，现代知识分子立刻跳起来：你看看，这不是歧视妇女、制造男女不平等吗？

　　望文生义。回到古典社会的脉络中就会发现，平民根本没有资格讲“三从”，“三从”乃是一项关乎政治运作的宪法原则。

　　一个共同体，不论大小，总需要一个人担任领导，古人称之为君。不管君是怎么产生的，也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国王、皇帝、总统、主席，名不同而实同。君者，群也，君承担公共管理之责。他之下的所有人都期望他“公正无私”。这个成语很重要：公才能正，而无私就是公。私既可以指私人情感，也可以指私人利益。唯有做到无私，君才能正义地对待共同体全体成员。

　　但君毕竟是人，因而必有私人关系，也即亲属：他上有父亲、母亲，与他平等的是妻子，下有儿子、女儿。本乎人之本能，君一定会爱自己的亲属胜于亲属之外的人。这是正常情感。对平民来说，这样的爱很可贵。但对君来说，性质却不同。

　　君若不控制这私人情感，私人之爱进入政治过程，他一定会有所偏私：他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则相对而言，他对其他人就会疏远、不公，其施政行为就会不正，也就没有优良治理可言。

　　欲达成优良治理，必须在社会治理领域中排除私人情感。“宗法”和“三从”都是古人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原则，宗法主要规范同宗男性，这个以后再说，“三从”则专门规范君与女性亲属在政治领域中的关系。

　　“三从”所从之对象皆为男性，但不是一般男性，而是君。

　　“三从”的含义是说，君的女儿未出嫁之前，当顺从父亲，不可利用父女之情影响父亲；君娶夫人，夫人当顺从作为君的丈夫，不得利用情感影响夫君，干预政事；夫人的丈夫去世，儿子继位，夫人成为太后，此时不可利用母子情感，影响作为君的儿子。

　　“三从”宗旨何在？“三从”旨在排除私人情感对君之干扰，确保君权之公共性。

　　君固然是某个女子的父亲、丈夫或者儿子，但他是君，君掌握着权力、权威，君之公正无私对于共同体治理之良窳，具有重大影响，那么，君就是他的第一身份。他必须全身心服务于他的臣、民，也即公众。

　　为此，他必须抑制自己的私人情感。当然，与君具有亲属关系的女性也应当抑制自己的情感，不用情感影响君，干预君的政事，牟取不当利益。

　　“三从”之从字旨在向女子指明：那个与她们有亲属关系的男子首先是她的君，其次才是她的父亲、丈夫或母亲。反过来说，她是他的臣。为了公共秩序，自家以外的人是君的臣民，君的女儿、妻子、母亲也同样是他的臣。她必须遵从君的命令，如一般臣民，而不得因为私人情感轻慢于他。这将损害君的权威，也将损害君的公共性。

　　基于这样的原则，政治上的平等建立起来：亲属没有特殊性，陌生人与亲属在君的面前处于平等地位。君公正而平等地对待一切人，这是优良治理的基础性条件。“三从”让政治摆脱了情感的骚扰，而趋向理性，通往公正。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不幸的是，人经常无法摆脱情感的影响：君可能比较软弱或者不理智，而君的女性亲属也被本能或利益所驱动，而滥用自己的情感影响君。

　　比如，历史上的外戚之祸，皆因为女子违反“三从”所致。杨贵妃、唐玄宗两人相爱，这当然没错。但这种爱被延伸到政治领域，在杨贵妃眼里，唐玄宗作为皇帝的公共性身份被轻忽。她不从于夫，反而支配夫，让夫利用公共权力满足自己的私欲：任用自己的家人为大臣。结果便是公共秩序紊乱，两人双双遭祸。

　　现实社会中诸多贪官之走入陷阱，也正因为与他相关的女性之“三不从”：他的妻子不从，他的二奶不从，他的儿女不从，也即，认识不到他的权位、身份的公共性，把私人情感带入政治领域中，以情感诱惑他滥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如此官员必然对民众不公。

　　由此可以看出，“三从”实为政治理性化的一次觉醒，体现了圣贤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划出界限的努力，以确保权力之公共性。这是一个永恒的政治原则，任何时代都不可能例外。

　　至于平民，乃至于在私人生活场域中的君，古人向来强调爱：父亲慈爱女儿，夫妇分工而合作，儿子孝顺母亲，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三从”。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运作的原则，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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