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维新

　　最近同时看到两位企业家袒露心声。一位是云南的武克钢先生，他说：企业家是最不愿意社会动荡的。

　　另一位则是联想的守护神柳传志先生，他直率地表示，企业家真的害怕暴力革命、反对暴力革命。他解释说：有人说我是因为有了坛坛罐罐，所以反对革命、妨碍民主。我觉得这个说得也挺对，我们确实是有坛坛罐罐。改革开放以来，我和联想的同事20多年努力耕种，把联想做成了一个大型坛坛罐罐。正由于有这个坛坛罐罐，所以我们真的害怕暴力革命、反对暴力革命。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一些带有暴力性的场合，从内心对这些感到非常厌恶。

　　柳传志用俗语表达了学者们近些年来经常提及的一句话：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从社会结构上说，企业家就属于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是有产者，有产者一定期望自己的产权得到保护，因而一定期望社会稳定。

　　然而，一个群体期望什么，它就必须自己去做，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自己去种，才能得到自己期望的果实。自己不种，等候别人给你种，可是，别人为什么替你种？

　　企业家恐怕也很容易就能明白这样的道理：别人即便去种，也肯定是为自己种。种出来的瓜、豆，未必是企业家所需要的。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企业家的最大问题可能就在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结构中已经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并发挥与之相匹配的作用。

　　三十年中国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正是出现了一个企业家群体，这个群体掌握着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源。企业家之外的群体都认识到企业家群体的重要性了，企业家群体自己却没有。也许是由于政府过于强势，也许是因为自身精神不够刚健，企业家群体似乎总是倾向于低估自己的地位。在制度变革事业上，企业家群体近乎本能地采取“搭便车”策略，而没有发挥与自己的实际地位相应的力量，或者在其他群体看来，没有尽到自己的文化、社会与政治责任。

　　似乎也正因为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家的社会形象似乎呈现某种缓慢下降趋势。底层民众——或者自称代表底层民众的一些人士——的情绪趋于激化，社会秩序的不确定性增加，令企业家，当然还有中产阶级，感到心中无底，有一种深深的忧惧。移民因此成为一股大潮。

　　然而，这种退出策略进一步激化了社会阶层的分裂与相互不信任。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企业家们开始坦率地谈论自己对动荡或者革命的忧虑了。

　　充满忧虑的企业家们能否由此攀升至圣贤所说之“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区别空洞之忧虑的地方在于坚定的主体性意识，也即自我担当意识：面对不确定的世间前景，他不会怨天尤人，而会评估自己的资源、环境，采取审慎而坚决的行动，以把握、控制自己的命运。

　　当下中国企业家群体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实际上，上面两位企业家对此已有所提示。

　　柳传志提出了一种消极策略，那就是节制。如他所说：“两级分化以后，仇富心理很严重，这里面原因很复杂。我们实际上是真正靠劳动、靠自己的辛勤耕耘取得财富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再去进行其他刺激性的行为。比如某些企业家可能有非常过分、浮躁的行为，嫁女儿花很多钱，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使得社会空气更加干燥。”

　　柳传志在呼吁节制。节制是精英群体所应具有之第一美德，是其他美德的基础。精英掌握着权力或者财富或者知识，如果缺乏节制之心，必然滥用权力、财富或知识，让自己成为大众之敌人。而在任何一个社会，大众都在人数上占优。在非常时刻，人数具有决定性意义。要避免大众之反感，精英就必须节制自己，如孔子所说，“富而知礼”，设身处地，在任何场合尊重大众之感受。如此，企业家方有可能不被大众反感。

　　当然，仅此消极策略还不够，事实上，假定企业家确实具有节制意识，那他也一定会更进一步，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策略。

　　比如，在自己所经营的企业内部，尊重员工，尤其是底层劳工，改善他们的福利，让他们参与企业之治理。今日大多数城镇人口具有双重身份：公共层面上之国民身份，私人层面上之企业员工身份。员工在企业的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作为国民的状态。员工如果在企业中获得尊重，且可以参与企业治理，则他作为国民也就会心态平和。反之，国民就会心态暴躁，甚至不乏怨恨。由此可以看出，企业家群体实际上承担着训练国民之重大责任。

　　当然，企业家群体也可以积极实施行业、区域的自治。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同样是在推进社会自治。而一切时代的优良社会治理秩序，一定以健全的社会自治为根底；同样，在一切时代，企业家都是社会自治的主角。

　　企业家也可以像武克钢先生所说的那样，参与政治：“我还是希望对于企业家议政的容忍度要扩大，边界要拉伸。”

　　但是，今天，在大众心目中，企业家参与政治已经变成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企业家在政治的公共舞台上只关心自己企业、行业的利益，而缺乏公共视野。企业家如此参政，只能激化社会阶层间的紧张。

　　企业家要参与政治而不被人非议，须首先完成一次身份转换：从企业家、商人转换成为“君子”。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良好的政治中支配所有参与主体的因素，只应当是“义”。这不是否定“利”，而是说，必须以“义”控制、节制“利”。基于义的法律、政策才会较为公平，让共同体更加团结，而不是撕裂共同体。而这种撕裂，一定会把企业家置于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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