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革命,企业家可以做一些什么

 作者:秋风    2022-12-26     0

    商道维新


  最近同时看到两位企业家袒露心声。一位是云南的武克钢先生,他说:企业家是最不愿意社会动荡的。


  另一位则是联想的守护神柳传志先生,他直率地表示,企业家真的害怕暴力革命、反对暴力革命。他解释说:有人说我是因为有了坛坛罐罐,所以反对革命、妨碍民主。我觉得这个说得也挺对,我们确实是有坛坛罐罐。改革开放以来,我和联想的同事20多年努力耕种,把联想做成了一个大型坛坛罐罐。正由于有这个坛坛罐罐,所以我们真的害怕暴力革命、反对暴力革命。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一些带有暴力性的场合,从内心对这些感到非常厌恶。


  柳传志用俗语表达了学者们近些年来经常提及的一句话: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从社会结构上说,企业家就属于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是有产者,有产者一定期望自己的产权得到保护,因而一定期望社会稳定。


  然而,一个群体期望什么,它就必须自己去做,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自己去种,才能得到自己期望的果实。自己不种,等候别人给你种,可是,别人为什么替你种?


  企业家恐怕也很容易就能明白这样的道理:别人即便去种,也肯定是为自己种。种出来的瓜、豆,未必是企业家所需要的。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企业家的最大问题可能就在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结构中已经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并发挥与之相匹配的作用。


  三十年中国社会结构最大的变化正是出现了一个企业家群体,这个群体掌握着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源。企业家之外的群体都认识到企业家群体的重要性了,企业家群体自己却没有。也许是由于政府过于强势,也许是因为自身精神不够刚健,企业家群体似乎总是倾向于低估自己的地位。在制度变革事业上,企业家群体近乎本能地采取“搭便车”策略,而没有发挥与自己的实际地位相应的力量,或者在其他群体看来,没有尽到自己的文化、社会与政治责任。


  似乎也正因为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家的社会形象似乎呈现某种缓慢下降趋势。底层民众——或者自称代表底层民众的一些人士——的情绪趋于激化,社会秩序的不确定性增加,令企业家,当然还有中产阶级,感到心中无底,有一种深深的忧惧。移民因此成为一股大潮。


  然而,这种退出策略进一步激化了社会阶层的分裂与相互不信任。可能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企业家们开始坦率地谈论自己对动荡或者革命的忧虑了。


  充满忧虑的企业家们能否由此攀升至圣贤所说之“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区别空洞之忧虑的地方在于坚定的主体性意识,也即自我担当意识:面对不确定的世间前景,他不会怨天尤人,而会评估自己的资源、环境,采取审慎而坚决的行动,以把握、控制自己的命运。


  当下中国企业家群体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实际上,上面两位企业家对此已有所提示。


  柳传志提出了一种消极策略,那就是节制。如他所说:“两级分化以后,仇富心理很严重,这里面原因很复杂。我们实际上是真正靠劳动、靠自己的辛勤耕耘取得财富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再去进行其他刺激性的行为。比如某些企业家可能有非常过分、浮躁的行为,嫁女儿花很多钱,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使得社会空气更加干燥。”


  柳传志在呼吁节制。节制是精英群体所应具有之第一美德,是其他美德的基础。精英掌握着权力或者财富或者知识,如果缺乏节制之心,必然滥用权力、财富或知识,让自己成为大众之敌人。而在任何一个社会,大众都在人数上占优。在非常时刻,人数具有决定性意义。要避免大众之反感,精英就必须节制自己,如孔子所说,“富而知礼”,设身处地,在任何场合尊重大众之感受。如此,企业家方有可能不被大众反感。


  当然,仅此消极策略还不够,事实上,假定企业家确实具有节制意识,那他也一定会更进一步,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策略。


  比如,在自己所经营的企业内部,尊重员工,尤其是底层劳工,改善他们的福利,让他们参与企业之治理。今日大多数城镇人口具有双重身份:公共层面上之国民身份,私人层面上之企业员工身份。员工在企业的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作为国民的状态。员工如果在企业中获得尊重,且可以参与企业治理,则他作为国民也就会心态平和。反之,国民就会心态暴躁,甚至不乏怨恨。由此可以看出,企业家群体实际上承担着训练国民之重大责任。


  当然,企业家群体也可以积极实施行业、区域的自治。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同样是在推进社会自治。而一切时代的优良社会治理秩序,一定以健全的社会自治为根底;同样,在一切时代,企业家都是社会自治的主角。


  企业家也可以像武克钢先生所说的那样,参与政治:“我还是希望对于企业家议政的容忍度要扩大,边界要拉伸。”


  但是,今天,在大众心目中,企业家参与政治已经变成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企业家在政治的公共舞台上只关心自己企业、行业的利益,而缺乏公共视野。企业家如此参政,只能激化社会阶层间的紧张。


  企业家要参与政治而不被人非议,须首先完成一次身份转换:从企业家、商人转换成为“君子”。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良好的政治中支配所有参与主体的因素,只应当是“义”。这不是否定“利”,而是说,必须以“义”控制、节制“利”。基于义的法律、政策才会较为公平,让共同体更加团结,而不是撕裂共同体。而这种撕裂,一定会把企业家置于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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