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有幸参加了央视原著名主持人曲向东先生创办的“发现最早的中国——发现中国文化考察活动”。此前曲向东先生曾因组织“重走玄奘路”名闻一时。

　　此次活动探晋南史前陶寺文化遗址、丁村文化遗址、豫西二里头文化遗址;走虞坂古道，黄河古栈道;寻垣曲古铜矿井、侯马的古炼铜作坊。参加活动的各界人士大大体会了一下中国先人的生活形态。

　　其实最早的中国源自何方？哪里才是最早的“中国”？在中国考古界也还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中国人对自己出身认识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

　　早期是信古，但凡古人所讲必为师表。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圣人所言必不敢妄加揣测。后来清朝考据学兴起，对一些古书多有质疑。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西方实证科学进入，中国历史文字记载多而实证少，中国文化的先天优势大受打击。

　　上个世纪初瑞典科学家安特生根据河南渑池仰韶及甘肃部分地区出土的彩陶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曾流行一时。后有龙山及安阳殷墟的发掘，再次证明中国更早期文明的存在。

　　建国后，随着国家有组织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更多史前文明的发现，中国文化西来说渐渐消退，但中华文明起源是一元还多元？又是一个新课题。

　　但这些争论基本上局限于考古界和历史研究领域，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过于遥远，而政经界因其不能产生GDP也缺少热情。且中国史前建筑多为夯土构造，发掘出来只有考古价值，基本上不具有观赏性，无法像古希腊及古罗马那些巨石神殿成为旅游胜地。所以说从事这类活动其功利性则大打折扣。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类文化活动不重要。相反，这恰恰弥补了当前社会的缺失。尽管目前中国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文化缺失的弊端已经日益显现。

　　近日，一位微博注册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太蔟的观点引发争议。针对一位女生坚持报考北大历史系的做法，他评论说：“一个文科傻妞就此诞生”，“自作孽，不可活”。面对质疑，他声称哲学是一种高级迷信，文史哲是文不聪的渊薮，从那里出来的人多半不具有科学世界观，反科学，爱哲学，挺中医，将贻害社会。他的说法遭到不少网友的抨击，但现实生活中此说法并非没有市场。在越来越严酷的生存压力下，人们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选择。每年高考报名专业选择中，文史哲通常是排在百名之后，即使是名校的文史哲专业也通常处于调济专业地位。

　　其实人类之所以能进入文明社会，一是物质文明的发达，二是精神文明的发达。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可惜几十年来中国人对于这两者的平衡总是把握不好，或是如前30年，特别是文革10年，对精神世界关注放到了畸高位置;或如当下，又过于务实，将一切不能产生现实利益行为统统归于虚妄。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向大学生讲演时曾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但很多人对此并不理解，高考作文题马上就出了“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将人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迅速拉回到现实中来。似乎只要人们稍有高远之理想，立刻就有陷入愚钝之嫌疑。

　　但中国目前的现实是，越是急功近利，遇到的问题就越多。中国社会经济虽然增长迅速，却遇到了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矛盾;虽然在经济总量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大而不强，陷入低端产业链上不能自拔;科教兴国的口号喊了很多年，可国家科学技术发明一等奖曾连续6年空缺。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在垂暮之年发出了锥心之问：“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而这种遗憾与几十年来人文学科的衰落和基础学科的薄弱不无关系。

　　虽然现在许多中国人对所谓文化追求嗤之以鼻，但西方人士反而相当看重。著名美国学者亨廷顿早就断言，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认为，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很大的差异性，而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由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间冲突引起的。

　　而我们似乎还没有做好应对这种冲突的准备。中国软实力的缺失不亚于硬实力的差距，而社会文化理论的匮乏更让我们在应对国内外各种矛盾冲突时进退失据。

　　因此，发现中国，也是在发现自己。中国社会走到了今天，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诚如此次活动中曲向东先生所言：我们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用混沌理论的解释，初始因素的影响可能产生极不相同结果。探究中国的起源，多一些仰望星空的思考，更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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