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对外开放也使得中国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在物质丰富的同时，精神变得匮乏了，生活的幸福指数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精神世界的贫乏使得法轮功轻易地占领了很大阵地，使得为富者不仁，为贫者不义，公众失去了共同道德的标准，法律法规难以保持其应有的严肃性。在度过了温饱期的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社会驱动力何在？发展的方向在哪里？是单纯的物质富裕经济水平提高还是社会更加和谐，物质精神同步丰富？显然是后者。但是，什么是精神的进步，如何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显然是一个太复杂的课题，不是“五讲四美”那么简单，也不是“三个代表”或者“精神文明”就可以解决的。带着这样的问题和思考，我踏上了欧洲之旅。

    欧洲之旅所到之处感受最多的是文化，它的浓厚的无处不在的文化色彩，让我们的北京显得那样的苍白，使我们的现代生活显得那样单薄，让我们对于久违的精神领域异常关注。让我们这些唯物论者最受冲击的是基督教文化，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基督教文化以及它的影响，不得不对于过去的模式化思维做出挑战。这些物质文明如此先进的国家，难道会信奉一个落后虚无的宗教吗？基督教如果没有它的合理性和魅力，那么多顶级的科学家为什么会信奉呢？又如何能够传承这么多年代，至今还有者极强的生命力？欧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有着什么样密不可分的联系呢？根据我对于基督教和欧洲文化的粗浅理解，对于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差异，我有以下几点感受：

    1．信用：

    欧美等西方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是其社会的根基，也是其企业管理和社会法制的基础，也就是说，欧洲社会是建立在基督教的文化之上的，包括信用的基础也是与基督教有关。基督教内，没有高低贵贱，通称“兄弟”“姐妹”。上帝要求基督徒爱所有的人，包括罪人和伤害你的人和坏人。在欧洲，朋友是朋友，商业是商业。朋友信用，商业信用，陌生人的信用都是一样的地位，个人签字就是有效的公司文件。这是与其基督教的对于博爱的要求非常相关和一致的。不光要爱朋友，而且要爱陌生人，因为他们都是上帝的子女，朋友的信用不比陌生人的信用高。

    中国社会没有相应的信仰为基础，如果只照搬西方外在形式，只应用其表层的管理规则，是无法真正理解的，更无法有效运用。这就是西方的不少好东西一到中国就变形和失效的原因，也是很多中西方差异的根源所在。在中国，先做朋友，后做生意，往往公私不分，信用往往是基于朋友的，而不是商业的，更不是陌生人的。朋友信用比公司信用更有效，公司信用又比陌生人信用好，就是因为中国人远近亲疏的传统文化。

    2．自我导向：

    西方社会价值观中对于自我的重视与基督教有着历史渊源，而中国社会价值观中对于社会关系的重视也与儒家文化有着联系。欧洲社会看重自己的感觉，自己的价值的发挥，自我的感受，无论职业选择，还是社会舆论，更加看重自我。所以，多元化的人，多元化的职业选择，依据都是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快乐程度，不用顾忌别人如何看。这与基督教中，一个人没有权利评价别人，给别人定罪，只有上帝去判定每个人的行为，每个人只对于自己的行为负责有着直接关系。

    中国社会看重的是别人如何看，一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别人的期望，社会的期望，长辈的期望等，所以，每个人都活得特别累，活得特别虚伪，活得特别虚荣，而很少在意自己的感受。

    3．家庭

    欧洲文化对于配偶的重视是基督教的倡导，而中国文化对于长辈的崇敬也是受到儒家的指引。基督教教徒除了上帝之外，第二个重视的就是配偶，女人是男人的肋骨，男人要把女人放在绝对重要的位置上。而中国古代文化，孝道是最为重视的，婆婆等长辈才是第一位的，而妇女是下等人，老婆可以娶多个，所以，妻子的地位比西方低。

    孩子在基督教中也没有中国的儒家“传宗接代”那么高的地位，是上帝赐给的礼物，还要还给上帝，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此，孩子在中国家庭中的重要性也是高于西方社会的。

    欧洲文化中讲究生活平衡，追求生活质量，对于财富的观点都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告诫人们，工作是次于家庭的，工作是为了荣耀神。金钱只是上帝让你保管的，不属于你，只是让你使用的。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视钱财如粪土，但是，丢弃儒家文化后，又没有建立新的价值观，因此，混乱的社会现象就此出现，钱成为第一价值标准使得社会一片混乱。

    4．企业家

    欧洲文化中企业领导人由于有基督教作为人生追求的终级的信仰，才能把企业带到更高的境界，才能让世界级的企业持续发展。基督教信仰使得企业家精神更加容易发扬，世界五百强的企业领导人的源动力不是企业本身做大做强，是企业家精神，是信仰的力量。只有为信仰工作，为上帝工作，为人类工作，才有永恒的动力。而如果没有信仰，当财富足够多的时候，当权利足够大的时候，就容易失去动力，就容易陷入自我膨胀无法无天和奢华享受之中。

    中国的企业家更累，是因为没有信仰，没有崇拜的对象，也没有可以依托的地方，没有可以放下和交付的上帝。不知不觉中，以为自己是上帝，容易自我膨胀，想要主宰一切，控制一切。自我膨胀的时候，对于企业的发展，往往难以顺应客观规律，而是走到极端。一旦挫折，也容易压力过大，一切全靠自己，没有依托和放下的地方，容易精神压抑。日常繁忙之中，不会和上帝交流放松，而是把全部责任和压力全部放在自己身上，不能放下工作，去放松一下，即使放松也是人在外心未离开。

    合作创业时，欧洲的企业家可以保持合作到企业成功以及成功以后，这与基督教合作精神有所吻合。但是，中国企业家创业时可以同苦，有一点发展后，就分家，因此，企业做不大。

    5．法制尊严的基础和道德的补充

    在欧洲，信仰为法律制度的尊严提供了保证，使得法制法规的执行成本大大减少的同时，还维持了全民较高的道德水平，道德和法律法规相互补充，使得社会平稳和谐。所以，就算没有人看见，有上帝在看着你，心中敬畏上帝，你也不能去做不该做的事，你也要按照上帝的道德要求去约束自己。

    但是中国因为没有信仰，也就没有自我约束，更因为没有敬畏，也就没有对于法制规则的尊重。因此，无法无天的事情更容易发生，胆大包天的人也随处可见，自以为聪明的人到处都是，法律没有尊严，道德没有低限，社会是非不分。法制的无力和道德的混乱，使得社会次序管理难度很大，在执法中资源效率不高。

    6．自然与环保

    在欧洲基督教发达的国家，基督教使人谦卑，使人敬畏，人们对于自然和环境有着天然的爱护。环保组织和爱护自然的组织更加受到大众的认可。

    相信人定胜天，相信物质决定论，是中国文革打破儒家文化后遗留下来的社会心理。不相信上帝主宰世界，也就缺乏对于自然的敬畏，缺乏对于人类渺小的认识，缺乏对于个人谦卑的认知。所以，破坏环境，破坏自然，破坏历史，缺乏反省的现象随处可见。这些都根源于把自我利益放在极度重要的位置，人类的短期利益满足大于对于环保公益，人类利益，社会利益的追求。

    信仰决定了社会文化，社会文化又进一步促进和帮助经济的进步。同时，经济进步也对于社会文化发生作用。因此，在中国，是需要有所信仰，需要精神领域的丰富和完善，特别是需要道德的提升的时候了。但是，它不应该是简单的口号，不应该是支离破碎的东西，而是禁得起检验的系统化的有说服力的东西，是与时代匹配，有生命力的信仰。相信这种信仰的建立，将有助于建立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道德和法制及信用环境，有助于正向消化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有助于幸福指数的提高和社会的和谐性。只有和谐的进步的幸福的社会才是一个国家追求的真正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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