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在尝试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时候，不能盲目崇拜和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民主自由理论。然而，我们也不能陷入到意识形态的斗争上去，过多的争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我们应当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解决问题。
这两年很流行一个词叫做顶层设计，实际上顶层设计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废旧、一个是立新。当年邓小平对傻子瓜子的处理方式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政府要做的是废旧，而将立新的任务交给人民。因为政府的立新是不反应民意的，反应的是政府的意愿，从而形成权力寻租。永远不要低估人民的创新和创造能力，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不是因为能力不行，是因为缺少土壤。中国的30多年的发展太快了，要改变的东西太多了。政府废旧的速度为何如此之慢，是因为历史包袱过于沉重，是因为改革的成本太大而人民承担不起，是因为既得利益群体的强大阻力，是因为还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因此，国企改革首先是政府改革，政府应当继续减少国企的数量，事实上也在这么做了。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划清国企经营以及投资的领域，逐步退出市场竞争充分的经济领域，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转变职能，政府职能转变要求必须建立一个法制社会。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真正构建一个法制社会和法制市场经济。中国人民当前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已经出现的萌芽，然而，中国人民的法制意识非常淡薄，这也是法制市场经济难以建立起来的原因之一。从小学到大学，除了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人有机会接触法律，接触的都是那些枯燥的政治课程，沸沸扬扬的李天一事件，网络上充斥的都是愤怒的骂声而很少有理性的法律思考。对于政府征收房产税这么重大的事件竟然缺乏严格的法律程序。在我国的《宪法》当中有这样两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很明显，法律本身竟然还存在对私有财产的歧视，在一个歧视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是畸形的、是残疾的。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法制作为保障，需要法制去划清国企和政府的界限，需要法制对私有产权的“神圣”的保护，需要法制代替权利进入市场。没有法制作为保障，就算把国企消灭掉，民营企业也会替代国有企业出现相似的问题。多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大量的行政审批和寻租活动，社会诚信和信用的丧失，这些伤口只能通过法制不断的修复。
法制，也唯有法制，才能帮助政府废旧，才能帮助政府需要构建立新的土壤，才能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作者白万纲郑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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