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方面来看，无疑新老三会体制是解决了问题的，是积极的。未来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全球的文明冲突已告一段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已成昨日黄花。现在来看，更大的冲突，很可能来自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后的冲突。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把所有的兵力，所有的注意力，聚焦在中国身上，遏制中国、苏联等中国的或有盟友，包括巴基斯坦等或有盟友，在这场角力当中，到底该如何站队，短期内看，形势并不明朗，也不乐观。
那么进入到体制冲突时期以后，中国国家政府将更加敏锐地突出保护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的利益，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的利益，最大可能性上可以通过新老三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表达，和阐述。也因此，体制冲突背景下，新老三会将长期存在，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它不会简单消亡，当然也不会呈现老三会取代新三会的状况。如果说新三会是三权制衡的话，那么老三会是把主人翁，党领导企业等等行政理念，国家运作理念，根植于企业这个微观经济体的保障。新老三会讲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但是他们可以达到一个聚焦的目的，围绕着企业更好的运行，为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和收入，保障企业生产出更优质的产品等等方面，新老三会是可以达到一个共同的协同运作效果的，不应人为故意把他们对立起来。

三
    当国有企业开始不再执著于自己原先的老三会的安排，开始一定程度上拥抱新三会的格局的时候，里面事实上是五味杂陈的。首先就企业而言，明显感觉到，老三会事实上作为上级顺利干预企业，是一条通达的通道，而对于作出专业化决策，作为本级主体有较大决策权，事实上是有所损害的。换言之，老三会使得下属更听命于上级，上级有足够多的手段、技术、能力和维度，去调度子公司的方方面面，包括利于上级用一套行政手段来管理公司。它近乎于一套黑箱系统，规则不清晰，维度多种多样，整个国家机器的各种能力和手段，都可以通过老三会渗透到公司层面。公司经理层受到的非市场化的约束，以及过多维度的制衡，使得经理层无法着力于和专心于经营企业。
    所以当新三会引入到企业层面的时候，做过经营的，或者正在做经营的经理层们，都普遍感觉到，这应该是个解决之道。尤其是经理层们敏锐地感觉到，如果在公司本级经理董事会，重大决策归董事会，除了特别大的决策，非要上一级主管部门或国资委批准以外，那么重大决策在本级说了算。能够决策下来，就是国企的一个非常主动的大力量的一个变革。自己能够当家作主了，能够在自己的思考、战略、行为反馈之间，建立一个封闭的循环体系了，而不是作出若干建议和提案以后，望眼欲穿地等待上级做出英明的决策。而审计的决策往往是匪夷所思的，因为上级的考虑往往在更大的一盘棋上面，更大的系统上面，而不是在企业自身的这个系统之上。对审计来说的合理性，往往是对企业最大的不合理，所以国有企业的经理层敏锐地感觉到，经理董事会对企业是有巨大帮助的。而上级已经感觉到了，这样广泛多行业多形态的国企，绝对不是靠上级充任婆婆，充任万能董事会能够管好的。
    所以上级也乐得推动每一个企业有自己的小政府，有自己的小决策群体，有自己的一套决策制度，能够让自己按照市场价值最大化的原则经营。一方面，是给政府的有效的解包袱，另外一方面，如果企业能够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行，大体上它是健康的，而且能够产生盈余，这种盈余对于国有企业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事实上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所以上级机关也乐见企业做大做强，摆脱种种行政的束缚。上级单位也知道，任何一个企业，除了受自己的钳制以外，还要受其他相关部门，方方面面的钳制，所以给企业解包袱，减压力也是上级单位的一个追求。
就在这样几方都感觉这个东西是好东西的时候，就开始推进了新三会制度的实施。最后的结果就是既不是极左，也不是极右新老三会的结合。但即便是如此，我们仍然能看到，国有企业的家园时代由此开始了，它也有一个走出自己的原始状态的这么一个说法，这么一种动力。所以从空中看的话，就会发现，家族企业也好，国有企业也好，来自完全不同的两个山脉，但是他们离走出第一步，都非常有共性，都是对国有或民营企业之前运作体制的一个否定。而这次否定，事实上就打开了他们经营之门，而且改革的齿轮，几乎停都停不下来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国有企业从家园走向江湖，走向殿堂的第一步，新老三会的结合。而后面两步和民营企业如此地相似，只不过它仍然要考虑，它和老三会的融合问题。
四
    最后到上市公司了。国有企业发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在上市公司层面，治理的主体是新三会，但如何让老三会仍然有效存在，是所有国有企业思考的难题。当然中国的证监会，在这方面也并没有刻意去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但是国有企业知道，自己的新老三会，六会治理可能带来的问题是进取心不足，责任分不清楚，激励不到位。但是好处是高度制衡，在高度制衡的基础之上，而且形成了民主决策机制。就凭着这两点，国有企业发现够本了，这种改革至少赋予了国有企业某种不可逆的改革，国有企业再回到小国寡民时代，再回到封闭时代，回不去了，他们都打开视野在欢呼，在拥抱即将到来的一个新大陆。
    那么就国有企业而言，出资者，上级主管部门之间，无意中形成的这种合谋行为，事实上使得新三会更加方便地用于公司的市场化运作，而老三会，更加方便地解决一些市场化行为没法解决的一些问题，等于让企业多了一个转圜的余地，多了一个操作的维度。当然当老三会操作余地过大，就有一种以老三会为体，以新三会为壳的倒挂现象，因为老三会操作空间实在太大，自由空间实在太多，反而有可能搞了半天，这个治理是个空治理，仍然在那里玩黑箱，其实一般意义上的治理不是完全的白箱，完全的白箱即使上市公司都未必能做到，但是它已经摆脱了纯黑箱的概念，它至少是个准灰箱或灰箱，大体看得清楚，但是又不那么清楚，它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上来。
所以企业真正的经营者们，想新三会的诉求，力量会越来越大，如果中国真的是像某些人预测的那样市场化，私有化，拥抱西方所制定的国际秩序和市场经济的话，如果一直线性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新三会最终取代一切，老三会湮没在空气当中，这几乎是必然的。
但是考虑到体制冲突论，美国对中国的钳制和遏制，敌对行为刚刚开始，社会主义体制最核心的代表，只有中国了，而资本主义最核心的代表，充斥在整个西方阵营当中，这样一来，体制冲突将在相当长时间里面，直接表达为对中国的遏制，对中国企业的遏制，以及西方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竞争掠夺，资源掠夺和财富掠夺。在这种大背景下，纯粹利用中国孱弱的民营企业，和西方资本主义竞争，显然是不现实的，必须用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来和他们竞争。这就回到一个课题上，是西方的恶意相向，竞争行为，使得中国国有企业仍然再次回到新老三会并举的高度上去，而且这个时间，至少将会延续二十年左右。所以那种欢呼，新三会将会有朝一日取代老三会的这样一个幼稚梦，该醒一醒了。
    把家务事处理清楚以后，无论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获得了一种可能性，企业可以发展得更好，可以更市场化。至少对国有企业来讲，婆婆管我管得不那么束手束脚了，我可以第一次施展抱负了。国有企业之所以从老国有企业走到新国有企业，里面还有一个很强大的动力，一群理想主义分子们，在壮志难酬，手脚束缚的长期运作当中，积攒了太多的抱负、怨气，而体制基本理顺以后，这种抱负和怨气，短期里面立即化作动力。这些理想主义分子们，单纯把自我实现，抱负实现作为自我价值伸张和表达的唯一途径，而不是财富，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国企的发展。
    但长期而言，国企经理人们，凭什么只能领取微薄的待遇？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了。我们用西方公共产品提供者，低风险的国有企业，来对比中国高竞争压力，高行政约束状态下，在多个维度上艰难均衡，负重前行的国企的时候，发现这两个维度事实上是没法比的，完全是两个性质，国企未必一定是低薪酬的代名词。而今天中国纯粹意义上，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国有企业，已微乎其微，绝大部分既担负市场经济，市场化经营的责任，还要承担行政化职能和委派的任务，同时还要维稳。在多个交错的维度下展开经营，受制于多个维度的要求，向多个监管部门负责的这么一种状态，本身使得国有企业的经营就变得非常复杂，经理人难度很大。所以体制稍稍一解束，就会撕裂巨大的生产力，表达为较大的价值。而这些人在初步自我价值得到伸张以后，也进一步渴望自己从薪酬上面、待遇上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肯定。
    而这时候出现一个巨大的冲突。国有企业认为，国有企业的干部用不着给高的薪酬，因为我们是国有企业，但是从整个社会上来看，从商业文化上来满，这条路也许走不通的。不管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至少薪酬要有相关性，横向合理性。都是社会雇用者，不能因为给国有企业做，相对待遇就低，国有企业的干部的激励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下一步中国主要在开放碰到的主要问题。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国有企业还碰到一些问题。国资委下一步角色到底是什么？会不会及时撤掉，如果长期存在的话，它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定位是什么？它到底成为万能监事会，还是像有些人说的，只是成为一些若干所属企业股权的持有者？国资委的角色，这是政府也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同时，国有企业是不是只守住自主参与？目前这种强有力的国进民退，在一定程度上到底怎么制衡？国有企业的超级多元化现象，怎么进行抑制？这些问题，都横亘在国有企业治理者的门前，而且他们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整体上市。这个问题已经压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心头，成为一个压力，成为一个难以排遣的东西了。因此，到底国有企业经营者们怎么办，路该往哪里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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