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的新老三会，事实上就是我们说过的民营企业的家园级别。民营企业有家族创业，有家族里面几个股东之间的种种不堪和斗争。同样，国有企业这种事也少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上级与主管部门对你的干预，你既是一个企业，又不是一个完整的企业，还得承担很多指令和社会责任，等等。这种种的冲突，事实上使得国有企业一开始所面临的非市场化因素，甚至比家族企业离市场化行为还要远得多得多。
    但无论如何，不管国有企业离市场化行为有多远，国有企业仍然有一个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为了本行业的良性发展，为了有效履行自己的定位和战略。必须要进行进一步优化的天然责任，所以这种外部的动力就来自于竞争，而竞争的动力是来自于政府层面推动的改革开放，市场转轨，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包括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也包括内在的国有企业的名声问题。国有企业里面培育大量的优秀知识分子，以及国有企业特有的社会责任等等动力的驱使之下，国有企业也要思考，如何进行自身更好的治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理体系？
尽管欧美治理在中国非常被认可，相当长时间里面，国有企业也开始实施新三会。但是从骨子里面，老三会对新三会的替代性太强，乃至于相当长时间里面，新老三会的同时存在，事实上给很多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带来麻烦，反而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尤其是老三会的存在，令国有企业非常方便，能够把老三会的每一种职能都使用到位。
对子公司来讲，看这些手段，像是软约束，但是软约束背后是很硬的，把成本费用预算战略，很多因素都考核进去了。所以当很多地方只简单地约束下属公司的时候，下属公司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种简单的约束背后，事实上是有深刻的内涵的。不能再简单地按照国有企业的那套老办法走下去，市场在推动企业前进，所以新老三会体制，由此跃出水面，成为一道新的不可以被忽视和忽略的潮流。
二
国有企业在治理上首先要处理的家务事，就是通常所谓的新老三会。
传统上国有企业也是有治理体系的。首先从国体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认为工人阶级是主人翁，所以工会就构成了所有重大决策权，重大决定，重大方向的来源。基于工会，又产生了职代会体系。职代会是所有职工选出来的代表，既代表工人的利益，又能够以相对集中的形式行使权利，相当于人民代表大会。而工会呢，相当于人民。最后还有党组会，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它是党的计划经济体系下面，推动国家经济微观运作的一个主体，所以党委会一方面承接国家层面的计划经济，另外一方面，又切切实实是实施党的民主专政的一个经济抓手。这样的三个结构之间，构成了所谓的老三会。而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系下，这样的老三会倒也运行是通常的，基本能满足运行的要求。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出现了以后，首先国家经济就面临着转轨的要求。在转轨时期，逐渐发现这套体制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党委会是最高决策机构，但党委会习惯于在计划经济体系下，本着为党负责任的这样一个理念进行公司的重大决策，它没法负责一些重大的冒险，甚至做一些市场性的行为，而这在本质上与计划经济是冲突的。所以在相当长时间里面，体制上有一个很大的硬伤。好就好在后来出现了所谓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负责制的本质，事实上就是把以党委会为最高决策机构，工会、职代会为最高权利机构的体制打破了，变成了一个敏锐的能够感知市场压力的当家人，就是厂长或经理来负总责。
    在这样的一个风潮之下，事实上党委的权利就往后退了，工会和职代会依然可以行使权利，但实质上出于对僵化体系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也在相当大程度上让位给市场化的运作，成本核算，三项制度改革和联产计酬，工时制，计时制，计件制。这样一来，原先的老三会，在当时这么一种体制和背景下，就慢慢被弱化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有企业逐渐打开身段，开始热烈地拥抱了西方主流的新三会，当然这个所谓的新三会也是中国东西合璧的产物，结合了欧美、日韩的优势，做的一个重大的创新和集合，构成了三会一层。也因此在当时某种言论之下，认为可能三会一层，应该会成为全部，整个企业都会构建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走到三会一层上去，不再会存在另外的形式。
但这种观点对不对，国有企业当时只能模模糊糊地认为，可能拥抱西方，相对更正确，因为西方代表着更先进。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企业发现这种西方式的，代表西方经济运行的最高规则的治理，与国有企业的运作体制出现了严重的冲突。一方面是纯市场化的运作，另外一方面，担负着维稳，保障就业，执行政府交办的特殊任务的公益性使命，企业到底怎么样运作？另外，毕竟西方的治理，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私有产权的神圣性，而中国的治理，怎么保障员工的利益，怎么从基础上稳固国家基础，用利益的一致性，用国家制度层面的特殊安排，使得员工的利益也在企业运作当中有所表达，已经变成当前的重大任务。
    痛定思痛，中国国有企业体系出现了大家今天都已经熟悉的新老三会。新老三会的运作使得国有企业的治理变成了事实上的六会一层，比全世界所有国家企业的治理都复杂。当然好就好在他们二者之间，新老三会之间，运作是有序的。首先工会负责参与到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的选举当中，代表员工群众的利益，参与到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运作。通过积极问政，在决策过程当中表达几方所代表的利益，达到制衡的目的。而职代会则是在重大报告上报股东会之前，对是否发债，是否合资，是否进行重大经营方针调整等等根本性的决策，从职工群众的利益，进行审议。只有在职代会同意的情况下，才将此议案上交股东大会。当然从根本上来看，这就优先照顾了职工的利益，但是考虑到中国的特有的一个国家体制，优先照顾职工利益，而不是股东利益，事实上也许是一个更到位的安排。考虑到职工的利益和所有者的利益越来越趋于一致，通过经济杠杆，绩效杠杆，已经把二者高关联，高敏感度地焊连在一起了，这种职代会的决议，往往和股东大会的利益也是高度一致的。
    除了这个设置以外，党组会就变成整个公司当中最核心的设置之一。对于重大的人事任命，履职情况的考虑，免职，新替代者的提名，资格考察等等重大事项，由党委会来履行，紧紧抓住了人是生产的第一要素的特质。通过对人的控制，从而达到对重要岗位，重大人事行为，以及人事行为背后的相关的权利赋予的有效干预的目的。而只有优先在党组会层面上通过了以后，相关人事的方案才正式到董事会层面去。当然考虑到企业并不是公众公司，而是一家既和西方的治理相对接轨，又充分履行政府义务的国有企业。新老三会的融合就带有很特殊的政治意味，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平衡，在国有体制的传承和新市场行为的探索上的平衡，形成了各取所需，各自运转有序的效果。既规避了过去传统简单的党组会单纯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尴尬，又有效避免了纯粹地从市场行为，纯粹从经济行为进行一切决策的经济挂帅思想。
    所以就像民营家族企业用治理来对自己进行整顿一样，国有企业在整理自己的家务事的时候，新老三会可以说作为一个古怪而尴尬的一种混合体，事实上把新老体制，国家的性质，在经济中运行的设计，以及如何张开臂膀拥抱市场行为，几者之间做了一个艰难的调和。尽管这个调和可能不是最有效的，但是这种探索，它的方向事实上是弥足珍贵的。其实这也提醒国有企业，治理必须要有它的社会文化背景，政体背景，经济背景，不可能纯粹引入西方的治理以后，就让中国企业一夕之间转变为另外一种运作。同样的，既然中国企业的运作还需要完成很多特殊的任务，那么如何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发展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有企业的治理体系，也许是中国在治理上最大最复杂的一个探索。
当然新老三会体制的这种运作，给企业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很多国有企业在如何做好新老三会结合上面，感觉上莫衷一是。当然主要的莫衷一是，来自于有很多企业对选用哪种体制更有利于自身的局部的利益带来的不确定性。新老三会就有六个治理主体，再加上党委扩大会，党政联席会，经理办公会等多重其他辅助决策体系，治理主体，就使得新老三会呈现一团迷雾，较难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新老三会这套体制，至少意味着大量的企业已经走出了简单意义上的学习西方治理，在积极探索结合我们的历史，如何形成一套多种维度，多种利益制衡的制度安排，使得企业能够健康运行，违法舞弊事件得到揭示，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得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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