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王道和霸道进行了多次辨析。从仁义出发，孟子反对霸道，倡导王道。所谓霸道，就是以力服人；所谓王道，就是以德服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者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孙丑上》）由此，他对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春秋五霸嗤之以鼻，不愿赞许齐桓公和晋文公这样的霸主。尽管孟子对孔子十分推崇，但他对孔子曾经高度赞扬的管仲不以为然，认为像管仲、晏婴那样功业过人的大臣都不值得效仿，因为他们都偏向于霸道，背离了王道。

那么，在战国纷争中，具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实现王道。孟子认为，不需要太多的条件，只要发挥“不忍人之心”即可。执政者看见用来祭祀即将被杀的牛，只要不忍心其可怜的样子，就具备了推行王道的前提。君子远庖厨，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的表现。人们往往把君子远庖厨看作是一种虚伪，是一种误解。同情心的表达不是虚伪，内心残忍而外表慈祥才是虚伪。孟子夸下海口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

孟子为王道进行了具体的设计，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有恒产。从经验出发，孟子认识到，不可能人人都能坚守道义。道义的自觉性只有君子才能保持和发扬，普通的凡夫俗子，需要有可以生存的产业，才能接受并坚持道义。“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具体的目标是：八口之家，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养殖树桑，温饱无虞，老人能穿帛吃肉，普通民众不饥不寒，花白头发者不再劳役，这就是王道的社会基础。为此，孟子设计出八家共井的井田制，按井编组，形成乡里自治组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国家实行“助法”以严格控制税收劳役。安居乐业之后加以庠序之教，申以孝悌之义，这就是仁政。

后人往往因为孟子的井田制无法实行而贬低这一设想的意义，加上孟子不顾可行性的辩解，而把他的思想归入空谈，就连司马迁也批评孟子不切实际，“迂阔而远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例如，明明孔子与弟子曾经称许过桓文之事，认为管仲具有仁政的重大功绩，而孟子偏偏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也”。战国各国变法图强，而孟子为了否定霸道，把战国名臣一网打尽，称：“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他以五霸为三王之罪人，以诸侯为五霸之罪人。指责能为国君求富的大臣“是富桀也”，能为国君征战的名将“是辅桀也”。“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告子下》）仅仅从能否实行的角度看，人们很有可能对孟子的这些言论一笑而过。实际上，孟子的价值在思想上，而不在操作上。正是他对仁政和王道的论证，界定了国与民、君与臣的逻辑关系。按照孟子的思想，国家之本在民不在君，国家之强在社会不在府库，王道的实现，是以君主为民众提供生活保障为基础的。“桀纣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由此，振聋发聩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成为古代关于人权与主权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道义宣言；“得民心者得天下”，成为历代统治合法性的衡量标准。

尽管孟子的制民之产流于空想，但其体现的管理思想值得重视。孔子强调仁政，但他主要是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消极自由角度论证社会教化的，所以孔子比较赞许木讷；孟子也强调仁政，但孟子主要是从“举己心加诸彼”，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积极自由角度论证社会改造的，所以孟子勇于言说。积极自由如果没有强制力量做后盾，就肯定要依赖于他人的接受，所以，孟子是古代提出类似于“权威接受论”思想的先行者。要想把仁义礼智由个人推向社会，由君主推向万民，是靠强制力量还是靠道德感召？孟子坚定站在道德感召一边。这就使得国家的治理方向和政府的管理目标要满足民众的需求，实现王道，是民之愿望而不是君之功业，衡量这一目标的基准是民众的欢迎程度，“民贵君轻”思想也由此落实。满足这一点，哪怕“寡人有疾”、好色兼好货，只要与百姓同好，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例如，在齐国要不要占领燕国的问题上，孟子主张：“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止也。”（《梁惠王下》）但齐宣王受土地财富的诱惑，不是以燕国民心为基准，而是贪图占领燕国之利益，招致诸国攻击和燕民反抗。齐宣王也为此“深惭于孟子”。不管孟子的建议可行性大小，建议中隐含的决策目标要考虑利益相关人的愿望，管理要立足于被管理者的接受，至今是值得记住的基本准则。

如果不是立足于权威接受论，那么“举己心加诸彼”肯定走向专制，只有从被管理者的民意出发，才会避免思想的强暴。但需要注意的是，孟子的仁义和王道充满了道德内涵，即便是感化方式，一旦脱离了“民贵君轻”的轨道，统治者以道德优势对被管理者施加无形压力，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权威接受论，走向反面。孟子自己并未防范这一漏洞，致使后代的儒者把孟子的学说变成了统治者打道德牌的工具。

从经济的角度，孟子的管理思想延展了孔子提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准则；从社会的角度，孟子对王道的倡扬和对霸道的排斥深化了儒家仁政的观念。孟子的王道，包含了制民之产的利益满足，但指导思想上是非功利化的。这种非功利化，强调以仁义代替功利，而仁义里面包含了满足民众需求的功利。所以，孟子的义利之辩，本质上不排斥民众之利，反对的是以君主私利侵害民众公利。因为民众公利的普遍性，他所实际反对的是功利追逐中的竞争性。在儒家的管理思想中，反对竞争是常态，尤其对竞争造成的丛林状态有着十足的警惕，孟子在这点上坚持了儒家的基本立场。对竞争的排斥，固然在工业社会以来就已经不再适用，然而，是否需要给竞争界定有限的区域，如何防范竞争带来的非帕累托改进（表现为柠檬市场），则是今日管理学应当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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