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说的潜移默化的学习，已经具备了“惯习”特征。尽管“惯习”这一概念是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予以理论说明的，但我们从《论语》倡导的君子养成方式中不难看出“惯习”的先秦经验版。布迪厄把惯习解释为“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惯习使“集体个人化”和“个人集体化”，赋予人一整套“性情倾向”（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君子的养成，无疑是通过惯习实现的。以当今的组织行为理论与孔子的君子养成实践互证，可以发现，孔子的择邻、交友等论述，就是古代改变人们性情的一套系统，它通过整合经验并感知、评判和行动，将群体中的个体变为君子，将个体的君子扩展到群体，奠定了内圣外王的愿景。

培育君子的惯习系统，既要坚持不懈，又不能急于求成。所以孔子强调君子的养成要时时努力，“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子罕》）“群居数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但不可操之过急，“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而且孔子还指出，如果对“不仁”过于嫉恶如仇，就有可能带来动荡。“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泰伯》）所以，惯习群体的形成不能听凭自然，需要志同道合，尽可能减少群体摩擦。对于古语“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孔子感叹说“诚哉是言也”（《子路》）。即便是能够实现仁政的王者，也需要一世（三十年）才能奏效。“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子路》）百年和一世的期盼，正是治国以育人为目标的旁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孔子还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而且在《论语》中，期月和三年，与百年和一世并列。对于这种言辞上的差异，稍加辨析就不难明白，期月和三年，说的是治理绩效，而百年和一世，说的是育人成果，二者恰好形成了对比。

三、管理的道德基础

显然，孔子的仁政，继承了周礼的德治传统，而且把治理国家的重点由礼乐体系的外在约束转移到道德教化的内在觉醒。孔子从政的志向是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实现这一志向的路径是道德感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鲁国的季康子问政，孔子的回答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孔子反驳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对于刑罚，孔子是格外谨慎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即便孔子断了在官场从政的念头后，依然认为自己可以在民间从政，即以仁义教育影响政治。“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把孝弟与仁政联结为一体。儒家的德治学说，学界论述极多，此不详叙。

以德治国的标准是“五美”“四恶”。子张问政，孔子告诉他“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五美即“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属于君子所为；四恶即“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属于败德行为。养成尊五美屏四恶的行为，均需要道德教化。道德教化并不排斥礼仪形式，恰恰相反，礼仪形式因为注入道德内涵而具有活力。当内心的仁德扩展到社会的仁政时，就需要必要的礼仪，使仁政规范化。“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

四、善治的治理结构

从个人的仁德到社会的仁政，需要有一种转化机制。仁政的实现，要靠相应的治理结构。对此，孔子给出了经验性的归纳。从仁政的整体要求来看，包括政事、财用、任贤、分工等方面。孔子治国的目标是“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值得对孔子的思想进行治理结构的解剖。

对于君主而言，孔子提出无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这种无为相当重要，一方面，君主必须具有权威；另一方面，君主的权威不靠权势而靠道德。关于“南面”，除了舜帝以外，孔子对自己的弟子仲弓也有这样的期许。他之所以这样肯定仲弓，是因为其主张“居敬而行简”。“居敬”可以保证礼制的严肃性，“行简”可以保证统治的无为性。当南宫适谈到后羿善射、SS善驾舟而不得善终时，孔子显然对南宫适的观点持赞许态度，流露出对君主才胜于德的警惕。统治不是靠强力的驱使，而是靠道德的感染。因此，即便是君主，在道德修养上也不能无为，仅仅在权力运用上需要克制。一般而言，仁德的养成需要相当努力的有为，所以，孔子很少说无为，仅仅在谈到舜帝时这样说。这可能是因为舜帝已经达到了仁和圣的修为，所以只需要权力的无为而已。

然而，除了统治者以内心的仁德约束自己外，南面而治的君主再无其他约束，这就有可能给暴君留下空间。所以，孔子强调贤能政治。他曾经对鲁哀公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又对樊迟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对此解释道：“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孔子所说的贤能政治，比周公又进了一步。在周公那里，选贤任能的目的是辅佐君主；在孔子那里，选贤任能不仅仅是辅佐君主，而且还要以仁者之心来制约君主。例如，子路问如何事君？孔子的答案是：“勿欺也，而犯之。”（《宪问》）即不欺瞒君主，但要敢于犯颜。还有一句人所周知的名言：“当仁，不让于师。”也反映了仁者对长上的态度。

扩展阅读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