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目前需要智慧而不是宗教迷信当中国古代的鬼神文明上升到人文精神的文化层次时，中国文化就已经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从此以后，中国文化便以参天地化育的人文精神为本位，活跃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
从重鬼神祭祀的商朝发展到主人文精神的周代，正是中国先民摆脱宗教而以人为本位的时代。作为殷商文明的继承者孔右苍尢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种"从周"的思想，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并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文精神。
反观我们现在所谓的"宗教"，几乎都是采用西方的概念，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内涵完全不一样；它们分属于两种系统，并处于不同层次，是决不能混为一谈的。西方宗教的核心在信仰，而中国人文的精神在智慧。如果中国目前需要宗教，那也是智慧的"宗教"，多快好省为人民服务的"宗教"，而绝非是西方那种以信仰为主的宗教，盲从膜拜为上帝服务的宗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这里。
想弘扬传统文化，再创汉唐辉煌，使中国迅速走向现代化，就要从这里下手。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即将到来，而复兴的首要标志，就在于文化的复兴。没有这种文化的复兴，便没有自己真正的灵魂；而没有自己灵魂的民族，便没有长治久安的根基；没有根基的民族，纵使繁荣强盛，也是表面的、暂时的、殊难持久的。
西方的宗教自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从多神教到一神教，都是一脉相承：必须有一个神来信仰，有一个神来统治他们，法令他们，赐他们生命，给他们勇气，以赞美上帝、侍奉上帝为荣光，一切来自上帝，一切归于上帝。这就是西方所谓的"宗教"。由此衍生的西方中心论正是以这种信仰为基调，除了来自希腊文明的传承之外，这个世界就没有别种"人类"存在（甚至在十八世纪，作为西方同类的日耳曼人还被称为野蛮人）。
亚里士多德直到十九世纪启蒙运动时，西方的政教合一（神权与专制合一），处处体现了所谓"宗教"的真实面目：君权神授，国王代表上帝，享有一切的权利和财富（以法国路易十四为代表人物），人民只是被奴役、被剥削、被践踏的一群绵羊，只有大约百分之五的贵族（伯爵以上）、僧侣（主教以上）才够资格被称为人，共享国王剩余的唾沫。
这种宗教文明及君主专制制度，直到二十世纪初才被新的资本主义所取代。然而披在它们身上的宗教外衣，实际上依然保留了旧时代的专制、独裁的神性。以美国为例，到现在仍然是人、神共治，右派和宗教势力甚嚣尘上之时。
正因为西方自中世纪近千余年以来的传统和习性，宗教已经成为牢不可破的、根深蒂固的主要意识，深植于每个西方人的心中，他们已经习惯性的离不开宗教：从饮食到睡眠，处处都有宗教的烙印。他们全然信从来自宗教的一切训示，连带地作了政治的"顺民"，他们不能想象没有他们所谓的宗教，这人类社会将是什么样的社会。他们以为上帝主宰一切，自然地，西方代表人类：前者是天经地义，不可怀疑；后者是义务天职，当仁不让。这就是他们宗教的逻辑。
中世纪的宗教给后来君主专制带来了"顺民"政治，才有了如法国巴黎的贵族精品文化，影响了当时的整个欧洲。
同样，现时的宗教也给当前资本主义的政客带来了"顺民"效应。再以美国的宗教为例，其社会稍有波动，宗教势力必然抬头，人民在"哈利露亚"声中又归于平淡，享受千年以来习性带来的安宁。
这是西方所谓"宗教"的本质和功能所在。
这也就是尼采为什么反对基督教文明的奴性而回归到人性（超人）的原因所在。
西方在长达一千余年中世纪的封建与迷信，极权与暴力的体制之下，曾扮演了在人类文明史上空前也是绝后的最可耻、最残酷、最无知的角色（任意迫害妇女，无端践踏科学），所谓的"宗教战争"，直到今天阴云仍然未散。
这种极权主义后来演变成了西方人共同信奉的唯一无二，排他独尊的不可一世的宗教情操：信主得救，异端炼狱。这种观念主宰着一千多年的西方文明，不许有反对的声音，更不能探讨真理。
马克斯·韦伯有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才能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他的傲慢与偏见（毋宁是无知），也是来自自以为是的传统理念。
西方在资本主义取代君主专制后，更巧妙地利用了宗教的影响力，把上帝和资本（主要是货币）异化为双胞胎，成为资本主义终极理念的游戏规则；亚当·斯密著名的一句话："在经济最繁荣的时代，恰恰是道德最完美的时代。"当然，他所谓的经济是指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道德是指在西方资本主义的道德。但也正是这一句话表明了他对资本与上帝完美结合的一种美好的心愿和企盼。
这就是宗教在今天西方的社会中所担当的不可或缺的任务（甚至在俄国，叶利钦的《午夜日记》中还提到俄国东正教大牧首阿历克西二世对他的影响）。也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的伦理能为当代资本主义服务的最主要原因和理由：宗教在今天仍然造就着"顺民效应"，人民仍然是一群没有自主权利的绵羊，仍然顺应着主所颁布的"律法"生活着，欢乐着。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是不能接受这种所谓的"宗教"，更不能使之成为主流来信仰。
正如文前所说，中国自古就没有类似西方所谓的"宗教"，那种形式的文化存在过，即使是从印度传来已经是婆罗门教化的佛教：典型的宗教迷信和崇拜。但也在隋唐之世就被转化和结合成为中国特有的智慧体系：禅文化；同时还展现出原始佛教的精旨：以人为本，反对神的信仰（西方的尼采深受原始佛教精神的影响，并无情批判了基督教神造世界的迷信邪说，亦可证明）。
禅文化是中印文化智慧的结晶，是以印度佛教中观为主的体系与中国儒道等家精英思想结合为一体的中国化了的追求智慧的实证体系。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凡是透亮着这种光辉的思想的时代（如汉、唐、宋、清初），就是思想与文明相对开放和发展的时代，就是智慧的时代。这种时代的特征就在于批判及扬弃宗教的形而上学，而趣向真理，探讨实相（宇宙人生的根本），也就是充盈着所谓的"科学思想"，生命发出智慧的光芒。
凡是沉浸于那种宗教迷信的时代（如南北朝、梁武帝、清末），就是思想与文明相对封滞与落后的时代，就是愚昧的时代。这种时代的特征就在于盲从及偏执宗教形而上学，而趣向追求信仰，崇拜异端（西方极乐、香巴拉、白莲教），也就是充满了所谓的"宗教情操"，生命流于愚痴而变态。
禅文化恰恰是各个时代的明镜，它不仅仅是点亮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同时还启发了朝、韩、日各民族的国魂。当光明反映了智慧时，生命的活水，无究的动力，造就了一代人的丰功伟业，真理盎然；当昏昧掩遮了智慧时，生命的僵化，后滞的动力，影响了一代人的素质品德，迷信嚣然。中国文化与历代国运的兴衰变迁大都如此。
目前，人们对所谓的"宗教"产生的迷惑和混淆，正说明了对自己优良传统文化精神的无知和曲解。何况一些从事宗教活动的人或一些研究宗教活动的人，他们之所以无知，之所以曲解，也正是现在最为迫切，最需要解决的一个有关民族文化延续与断绝，智慧与迷信，道德与骄慢如何取舍的问题。
中华民族本来就是智慧和伟大的民族，因而当前我们应该检讨的是：为什么我们偏离智慧和伟大？为什么我们不再智慧和伟大？
而不是仅仅陶醉于我们如何智慧，如何伟大，如何骄傲，如何进入五百强。
现在正是对西方"新的八国联军"说"不"之前，必须先向自己民族文化精神说"是"的时候了。
毛主席曾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批判性的选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呢？
在孔荀孟墨老庄等大家和禅文化和思想引导下，在在处处都显示智慧和人性的光辉；就是这种毫无宗教信仰（迷信），毫无压制人性（极权），充满智慧和人性光辉的中国文化，为全人类作出了伟大的成就与贡献。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十八世纪之前，于人类文明史上一直领先群伦，独占鳌头的原因。
诚如当代美国哲学家怀特海在其《科学与近代世界》中所说："虽然直到1500年，欧洲所知道的东西加起来还没有公元前212年去世的阿基米德那么多，但到了17世纪时为什么突然加快了呢？实际是一种新的思想面貌，得到了显著的体现而加强了，这种思想方式甚至比新科学和新技术更为重要，它把我们心中的形而上学（宗教迷信）前提以及构思的内容全改变了。
"这种思想上的发展后来变成了有素养的思想家中一种盛极一时的习惯，这是使生命甜蜜的糖。在17世纪时期，使科学思想远远驾于欧洲多种潮流之上的特点之一是当时的大学，现代科学思想诞生于欧洲，但它的家却是整个世界。"
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如怀特海所说的诞生于欧洲的"科学思想"：诸子百家以及禅文化的精旨（其实质和内容都是讨论天体和人性的深层思想，没有半点形而上学（宗教迷信））。之所以近代以来却没有产生现代的科学，其主要原因是十七世纪以来我们没有像西方一样扬弃形而上学（宗教迷信），而让这种形而上学继续主宰着我们的思想；再加上传承优良人文精神的缺如，思想的愚昧，道德的堕落，政治的腐败，外来的欺压，内忧外患，导致了民族的虚无主义，失去自信，没有激情，造成了一百多年的民族屈辱，抑滞了一百多年的智慧成长。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多么自肯的担当，多么伟大的承诺。共产党代表先进，代表自信，代表激情，代表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她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尤其是"文革"后二十多年的成就和发展，算得上是真正的奇迹。
但是为什么到今天中国人能制造出先进的核子武器，基因组织，而宗教迷信，烧香拜佛，看相算命，却仍充斥了全国？法轮功到处公开欺世盗名，到处公开造势乱国；和尚、喇嘛、道士到处公开说神话、做神事，说鬼话、做鬼事，就是不说人话、不做人事，反不如西方基督教教士的入世精神，以积极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化导人民伦理道德风气为依归。这是为什么？究其根本，就在于丧失了中国文化固有的人文精神和对智慧的热烈追求。
因此，如果不从目前宗教失序与滥败的根本处着手，进行全方位的彻底的反思和检讨的话，就算法轮功一时消灭了，可是以后还会有天轮功、地轮功等无数迷信活动相继衍生出来。现在的确应该--是如何清理、整顿固有的传承宗教（尤其是佛教）形式和内容的时刻；是如何教育改造从事传承宗教活动分子的时刻；是从事管理宗教业务的干部如何自我教育，如何提高学养，如何提升素质的时刻；是全社会如何维护和发扬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传承中固有的智慧和伟大之处的时刻；是学习汉唐盛世如何融合智慧事业与宗教德行，以使人民的安祥和真理的探索并行而是不悖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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