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与偏见，骄慢与专横如果马克斯·韦伯是一个具有学术良心和道德、思想真诚的西方学者的话（当然不能要求他像爱因斯坦那样有伟大的思想），首先他绝不会站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上，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宗教形式强加在中国人文精神和文化的论题上；毫无客观及思辨性，也根本没有对中国文化及社会作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和考察，就大言不惭地专横地下了断论：中国存在着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也存在着不少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这就如同中国晋代的白痴皇帝--惠帝一样，当大臣报告百姓没有饭吃之时，他说了一句遗笑千古的名言："为什么不去吃肉糜呢？" 
其次，虽然他也作出了以下说明："在讨论中国问题之前，我想我必须承认我并不是中国问题的行家里手，也不懂汉语，所以对于中国的研究到底有多大价值，我自己的感觉，也不是十分踏实。其实，这也并不仅仅因为我不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更多的是因为中国与我们生活距离太过遥远，所以在进行研究时，只能运用翻译的文献，而且用于研究中国材料又是那样的奇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研究当然不可能是考证性质的（按：那就只能强不知以为知，不负责任的私心臆断和昧心论证）。
实际上我对中国的研究只不过是试图通过对传统中国社会以及儒教与道教的分析，来进一步印证我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在对中国社会和儒道两家的无知与曲解的大前提下，其结论可知）：即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东方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因此，我对中国所进行的研究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为参照系的，着重强调了那些阻碍理性经济活动的精神因素。而相对忽略了那些符合经济理性的因素"（这是典型的自以为是的西方中心论调 ，充满了偏狭和专制，傲慢与偏见）。透过韦伯自己的说明，表面上似乎他是站在客观、公正也很谦虚的立场上，无可奈何地表示出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的遗憾之处和不足之处；实质上他以"无知为论断"，其奈我何的蛮横心态却表露无遗。
同时，恰恰是在他对自己"不懂汉语"，"只能运用翻译的文献，而且用于研究中国材料又是那样的奇缺"的情况下，道出了自己论证的先天不足之处，既有如此的自知之明，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和责任心的学者，就会更加虚心研究，待充分掌握资料后再作出评论也不迟，这也是一般学术界起码应有的公论和态度，例如英国的罗素和李约瑟等人就是如此。
韦伯在没有充分和十足准备之下，就自以为是的"试图通过对传统中国社会以及儒教与道教的分析，来进一步印证我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不止在做学问方面失去严谨和公正性以及可信度。同时也可知他用来印证其贩卖西方中心论私货的《儒教与道教》一文中所表述的观点是何等的无知和歪曲。

在评论韦伯对于中国文化及社会的无知和歪曲之前，先引述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中的一段话："几乎一切中国自然哲学所具最要的特点之一便是免得陷于欧洲有神论的与机械唯物论的世界观的持续争论--即是西方迄今未能全然解决的对立论题。"李约瑟的这段话，正是他在了解到作为思想家的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体系后，才作出的正确评论（可参考该书中第三章：论道家与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子和庄子的定位从来就是思想家，根本与宗教无关（尤其是与西洋所谓的神秘主义的宗教无关）。 其实所有对中国文化稍具常识的人，就都会知道，作为"宗教"的道教是从东汉时才形成的一个教派，根本与老子和庄子无关，老子和庄子（还有黄帝）只是被这些教徒利用来作为"招牌"，进而把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体系，改换成他们的理论基础，如同早期的耶稣本来只是个犹太教派的改革者，后来却被神化为"基督"救世主一样。

由于韦伯自己不懂汉文，再加上中国的研究资料又是那样的奇缺，他更念念不忘自鸣得意地认为："资本主义是由一套独特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构成的文化体系，之所以未能在中国发展起来，除了上述提到的一些不利的物质条件以外，更为根本的原因以我看只能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中寻找了，这就是我在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基础以后的最大感受"。
有关中国的社会学基础，韦伯到底具备了多少正确、实际而又可靠的资料来论证他的观点，姑且不论，但凭他对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中寻找到的认知"而言，其无知无识却是到了令人心惊的地步。
韦伯居然硬把老子和庄子等同西方所谓的神秘主义的宗教，而大谈道教的主要目标，和黑格尔一样以无知来论断中国的"儒教"。
韦伯对于真正的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和精神，根本无从认知和探讨，当然就只能以无知为知，作为他的理念，进行曲解附会；在《儒教与道教》中全篇充斥着这样和那样的曲解和附会，比如："上文我已经说过，孔子虽然和老子、庄子一样引退独居，但不同的是，神秘主义者--老子与庄子--因为他们的救赎追求而拒绝担任官职，而孔子则因未能任职而离群索居。"
再如："道家的主张和目标是真正的神秘主义，老子为了逃避担任官职，不惜自我贬低，他曾经说过：我乃（逃脱俗世之智慧）之愚人也。庄子更有甚之，为了不愿受到官职的束缚竟然以猪为美，’我宁游戏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所以，我认为就对中国人生活态度的影响而言，道教比正统的儒教更为消极。"
韦伯最为得意因而也把自己的无知无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论调则是对于道教主要目标的结论："道教徒也得出了一种令人诧异的结论，那就是’至人’，必须是’不死不生’的，其行止如无生者，’与天地万物一气’，’抛却肉体’，乃是老庄道教的主要目标"。
先不论在上文，韦伯是有意还是无心说出"庄子以猪为美"的附会之辞（他还引述《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作为论据），来作为对庄子的认知。而在此文中的论点，却更令人啼笑皆非，哪里像是一个思想敏锐、理论深邃的学者的论述，简直是篇幼儿园中的涂鸦之作，他的这种轻慢而不严谨的心态，随心所欲的牵强歪曲，简直是对学术的污蔑和亵渎，连对《庄子》的《逍遥游》中："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齐物论》中："道通为一，""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以及《老子》："吾之大患在我有身"等等的微言大义都一无所知，也不作客观的论证，像有眼如盲，有口如哑，有耳如聋的痞子一样，作出了如此轻率的论断。因此说韦伯对于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世界的认知和对中国社会学基础的了解，其无知无识到了令人心惊的地步，一点也不为过。 

我们再看韦伯是如何了解和认知所谓的儒家，如何歪曲和附会所谓的儒家，如何以先入为主，偷换概念的方法来论述其所代表的正确性和所代表的真理性--
"但是有一点是许多人都忽略了，就是儒教并未完全否定鬼神之类巫魔力量的存在，儒教对鬼神只是’不语’而已，不语是不说的意思，它顶多也就是包含了不想说的意思，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置可否、模棱两可的暖昧态度，并不意味着明确的否定。我发现在孔子的许多言论里都存在着这种暖昧的态度，例如《论语·先进》中就有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等等。
"我们西方人都知道新教是完全否定任何巫魅存在的现实可能性的，毫无疑问，单就这一点而言，儒学对鬼神的否定就是相当不彻底的。即便我们承认儒学是不信鬼神的，但是我想儒学作为一种伦理上的终极价值，能够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与思想，其影响也是丝毫不逊于任何一种宗教伦理的。很明显，儒学作为一种信仰方式在中国人的思想上起到了判明方向的价值取向作用，在人们的行为上起到了戒律、规范的伦理作用。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把儒学看作为一种宗教。实际上，无论是’教’，还是’礼’都意味着终极关怀，绝对价值和绝对伦理，而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宗教与终极关怀，绝对价值，绝对伦理并无二致"。
引述了这么一段长文的原因是要表明韦伯在本文中所作论证的游戏规则：他的随意性和随机性，可以把任何一种概念都纳入到他所预设的规范中去，只要他觉得合他的理，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别的概念转换成为他的思维理念中的一环，甚至不惜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完全无视于概念本身的真实含义所在，拿来作为他论证的支点。
例如本文中对于《论语·先进》中的断章取义以说明"儒家对鬼神否定的相当不彻底"，进而更为粗暴无理的，不经任何学术上的辩解，就想当然，自以为是的"可以把儒学看作一种宗教"，而其所持的理由，更为荒谬；殊不知真正作为孔子儒家礼教传承代表的荀子，正是二千年来主要影响着中国人思想行为的人物，荀子结合孔子的礼教思想和庄子的天道思想，与欧州的尼采一样，在其有名的《天论》诸篇中早已彻底扫除了宗教信仰。

二千年来，同时影响中国人思想行为的还有中印文化的结晶--禅文化，即庄子加上隋唐时的佛学，也都是标榜人文精神而批判宗教信仰的堕落，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这些史实，韦伯全然无知，却大谈儒学就是一种宗教，岂不是如《庄子》所说的"夏虫不足以语冰"，"其知也有聋盲"！
更为荒腔走板的是韦伯评论儒教与新教的差异是"因为儒家缺乏对形而上学和理论思辨的关心。"
这完全是做贼喊捉贼的把戏：不要忘记中世纪以来，经院哲学，宗教裁判所等等的恶行和专制以及对科学的摧残，人性的践踏；新教既然是宗教，其本质必当如此，任你如何掩饰巧扮，也改变不了宗教信仰本质上的反动性--反人性，反科学，反真理--那么对新教而言，不要说缺乏对形而上学和理论思辨的关心，恰恰是根本与之相反，又如何能反过头来批评儒家缺乏关心呢？
同样是当代的美国学者怀特海，在其《科学与近代世界》中说："虽然直到1500年欧州所知道的东西加起来还没有公元前212年去世的阿基米德那么多，但到了16、17世纪时，为什么突然加快了呢？实际是一种新的思想面貌，得到了显著的体现而加强了。这种思想方式甚至比新科学和新技术更为重要，它把我们心中的形而上学前提以及构思的内容全都改变了。"
"这种思想上的发展却变成了有素养的思想家中一种盛极一时的习惯，这是使生命甜蜜的糖，大学的主要责任就是要继承这种传统，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而广泛传布，使之流行于万世"。
怀特海所说的"我们心中的形而上学前提以及构思"就是所谓的宗教信仰，也就是韦伯所说的"形而上学和理论思辨"。两者相较，怀特海澄清了科学和形而上宗教的界限，赞叹改变宗教信仰而追求科学思想，韦伯却仍然混淆科学和形而上宗教信仰在本质上的差别，而试图以新教伦理取代科学思想，这是对学术和真理的歪曲和背叛。
因此，韦伯接着在下文所作的一系列的论证，都是在这种似是而非，论断不清的大前提之下引申而出的，其结论之错谬，当不在话下，也不足为怪。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不是有四大发明吗？中国的自然科学不是在古代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吗？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科学发展始终局限在纯粹经验的领域之内的。在儒学的思想体系里，没有西方宗教中出现的种种形而上学的假设"。
韦伯这种不知所云的说法，到底是想说明什么呢？他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那么轻率，不屑一顾的就下了暧昧和错误的判决，同时对于中国的儒家没有具备如西方宗教上帝的迷信以及没有具备把上帝当作第一因等等形而上学的假设，于是更接着作出了以下错误的评价：
"儒学也根本不关心现世超越者的紧张对立，这就决定了儒学对现世的既定秩序，人事兴废所采取的现实主义立场，以肯定和乐观的态度调节人与世界的关系，去适应现实，而不去驾驭现实和改造现实（难道新教不是如此，尊奉上帝的训诫而不敢对上帝有所怀疑和改造吗？）。
"儒学把一切无把握的事物和现象都归之于天命，’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新教在这种意义之上，比儒学归之天命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把一切都归之于上帝，在西方这是妇孺皆知，妇孺皆备的常识和心态。
然而韦伯却说"儒家这种成事在天的思想导致了中国人消极顺应的心态，我以为这是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科技衰落和社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科技衰落和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极其错综复杂，只要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稍有研究的人，就会知道其主要原因绝非是如韦伯那样庸俗化，浮浅化的推论：由儒家"成事在天"的思想导致中国人消极顺应的心态所造成的。
事实上，正是韦伯所说的新教信仰，才是阻碍西方近代科学发展和近千年的西方社会发展迟滞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启蒙运动，改变了西方人以上帝为主的形而上的思维形式，带来了如怀特海所说的："使生命甜蜜的糖：科学思想。"那么很可能西方还一直停留徘徊在愚昧无知，黑暗的中世纪时代，让专权贪婪的教皇或视民如土的暴君控制一切。
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科学发展的历程，社会学基础的构成，诸如此类博大精深的问题，又岂是如韦伯之流--西方中心论--的"伪科学"，"伪汉学"所能证知了的？！
同样的西方学者，同样的当代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如上文所说李约瑟等人，绝不会犯上述幼稚和轻视的毛病。从李约瑟所编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中有关儒家、道家以及道教的评论和研究与韦伯的《儒教和道教》相比之下，什么是对真理的热爱与追求，什么是对真理的武断与背叛；什么是西方学者的责任和良心，什么是西方学者的骄慢与偏见，只要以平常心来看，就不难分辨出来。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充斥的曲解真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势，无法一一剖明，只能以他对太平天国一场闹剧的认同，作为对韦伯其人其心其知的最后剖示：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宗教的时候，都认为中国之所以未能发展出西方那样的宗教形式乃是由于天性甚至是中国人的人种所决定的，我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虽然，我也承认中国的确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宗教形式。
"如果说中国人天生的本性就不适合西方的宗教的话，那么近代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曾经获得过巨大的成功又当如何解释呢？我想太平天国可能是中国儒教伦理所经历过的一次最有力，最彻底的反抗了。在太平天国的教义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基督教的成分，当然这种基督教的成分是与儒教的一些成分杂糅在一起的。但是，如果太平天国取得了胜利的话，又有谁能够断言它的最终结果呢？
我想儒教的一些因素，如祖先崇拜等肯定会被保留下来，但是我认为有一点是非常有意义的，那就是太平天国的运动与正统儒教在许多方面的差异都说明了在中国这个文明悠远的古国里，一个与基督教精神相接近的宗教是完全有可能产生，并扎下根来的"。
已经不必要对韦伯的呢喃梦呓和痴心妄想再作过多的批判，诚如一句犹太人古老的名言："在荆棘丛中是结不了苹果的。"就让"尘归尘，土归土，""凯撒的还给凯撒，上帝的还给上帝"，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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