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的一篇文章《鹰的重生》被各大媒体争相转载。在这篇被媒体冠以“我的自省与救赎”之名的文章中，李东生感慨至深：“鹰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企业的生命周期中，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出困难的决定，开始一个更新的过程。我们必须把旧的、不良的习惯和传统彻底抛弃，可能要放弃一些过往支持我们成功而今天已成为前进障碍的东西，使我们可以重新飞翔。”他真诚地告诫集团上下：“这次蜕变是痛苦的，对企业、对全体员工、对我本人都一样。但为了企业的生存，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我们必须要经历这场历练。像鹰的蜕变一样，重新开启企业新的生命周期！”

　　面临挑战的不只是TCL。今天，中国企业所处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变革时代的中国企业面临十大挑战，这十大挑战和十个关键词密切相关。

　　关键词一：中国优势与中国企业优势

　　谁是当今台湾首富？如果不是因为一场由一篇“血汗工厂”报道引发的媒体风波，可能很多人至今还不知道郭台铭和他的鸿海精密。事实上，不仅郭台铭超越“经营之神”王永庆成为台湾首富，他创办的鸿海精密更在《财富》杂志最新公布的2006年度世界500强中名列第206位。

　　鸿海是世界电子业无可争议的“全球代工大王”。其高速成长始于1988年，这一年鸿海的深圳厂落成。1993年，郭台铭在大陆加速布局，在深圳建成全球最大的个人计算机组装基地，在昆山建成关键零组件最大制造基地。郭台铭有一个“全局理论”：只要是制造业，就无法不思考人力及土地的成本。正是大陆的人力和土地优势打造了鸿海“全球代工产业中最低的成本架构”，成为进军世界500强的基石。那么，为什么走向大陆的鸿海走进了500强，而大陆至今没有成长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企业？

　　中国优势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优势。在众多外资企业利用中国的市场与成本优势开疆拓土和赚取丰厚利润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本土企业却日益陷入三大困局之中。

　　首先，众多企业难以跳脱价值链低端环节。夸夸其谈地去议论“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都没有更大的实质性意义，片面孤立地去评判甚至责备企业和企业家更是不应该。需要明确的是：第一，根本不是企业“不想”、“不为”的问题，这一困局的形成与这一过程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其“客观必然性”；第二，破局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一致努力，绝非企业一己之力所可为，而目前政府、社会的认识和行动整体上滞后于企业；第三，由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的渐次提升注定是对一代、两代乃至数代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艰巨考验，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也必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产生。

　　其次，外资企业正在重新占领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在家电、手机、日化等行业的一度成功事实上主要基于三个方面原因：本土优势，低端市场定位，跨国公司并未真正发力。而现在随着跨国公司本土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企业传统的本土优势趋于消失；随着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日趋重视和向中低端市场的全面渗透，中国企业不仅难以撼动其高端市场地位，相反却是自身的低端市场优势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

　　第三，相当一批本土企业患上了天生的软骨症。之所以认为中国优势不等于中国企业优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恰恰是在中国的资源、市场、成本优势下，相当一批本土企业患上了“养尊处优”的软骨症：机会主义的投机心理；关系、机会、资源经营的路径依赖；价格战、营销战、人海战的粗犷打法；等等。饶有意味的是，缺乏市场和资源优势的以色列却成为纳斯达克挂牌第三大国。因为本国市场规模小，企业创立伊始就不得不面向国际市场；同样，因为缺乏土地资源，创业者们只好向高科技领域前进，从一开始就进入竞争最激烈的高科技市场。

　　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当你真正意识到问题的重要并想改正时，已是“时过境迁”、“有心无力”，不是不为，实是不能。而这，正是相当一批企业难以走出困局的真正命门。

　　此外，一国之优势不仅应当体现于外在的要素层面，更应当体现于内在的金融环境、法律环境、制度环境层面，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中国劣势”而非“中国优势”。一个发人深思的例子是中印两国之对比：经济总量只有中国1/2的印度目前已拥有一系列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而创造了全球“经济奇迹”的中国却尚未产生源自本土的世界级企业。

　　中国毫无疑义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尽管不同机构和人士预测的时间有早晚之不同。但是，中国企业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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