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交已久的朋友东林书院魏东林先生发了一条微博：

　　湖南大学的前身是岳麓书院？如此“校史”就是个“笑史”，若如此，湖南大学岂不比12世纪创建的牛津大学还早300年？教育是什么？教育是一种精神。湖南大学继承了岳麓书院的校址、校舍、校产，并开创了数以亿计的门票收入，但真正的继承，是继承其精神。斯人千古，文脉断裂，羞谈“前身”。

　　言辞有点激烈，大学可能听着有点刺耳，但确实触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大学精神究竟应当从何处去找？大学的“前身”对于“今身”的意义究竟何在？

　　受无所不在的进化论之影响，受中西状况巨大差距之刺激，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当然主要是指知识分子，及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各界精英，普遍具有强烈的进步主义理念。人们普遍以新为美，拼命追求现代化。为此，不惜对固有文化进行全盘破坏。比如，那个世纪中期，各种老字号都消失了。大学同样被集体动了一次大手术：本来好好的大学，被拆拆合合。几乎所有大学的历史中断，面目全非。即便北大，同样如此：人们今天似乎都以为，未名湖伴随着北大的成长。其实，北大是雀占鸠巢，北大现校园是原来的燕京大学校园。到上世纪90年代，大学又被动了一次手术，刚有几十个年头历史的大学，在心血来潮的大学合并浪潮中，又被活活掐死。

　　不过，这种求新的疯狂劲儿毕竟弱多了。从80年代起，社会趋于正常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也趋于正常化，其中一个重要趋势是：老物件值钱了。商业界的老字号价值飞升，刚鼓捣出来的白酒，也纷纷然打着大明朝的旗号招摇于市。大学也同样开始追溯自己或真或假的历史。北京大学把自己追溯到大清的京师大学堂，还算靠谱。有些大学，因为占着当初教会大学的校区，把历史也上溯于19世纪后期，让人有点怪怪的。更有些大学，比如湖南大学，因为与古代的书院有关，把自己的前身定位于几百年、上千年之前，虽然有点牵强，心情其实也可以理解。

　　不管怎样，大学知道追溯自己的前身，总是一件好事情，也离大学之为大学的本质接近了一步。文明是共同体的知识和智慧在时间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教育是高级文明体的血脉，它把文明灌注于社会成员，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承载者、建设者。古代的书院、西方的大学就是高等级的文明教化载体，它们都有文明传承意识之自觉，更进一步说，都有本文明之永恒性的守护者意识之自觉——在守护中，也自然有变异。西方现代最卓越的大学，也都自觉地把自己置于有始而无终的时间之流中，把自己当成文明传承的一个环节。

　　中国的大学知道追求自己的前身到19世纪中后期的书院、大学，甚至到宋代、明代的书院，并到处炫耀，这可以说是文明传承意识的自觉。当然，这只是第一步，最肤浅的一步。由此，大学应当继续往前走，比如，北京大学能否承接当初京师大学堂的精神，或者湖南大学能否承接岳麓书院的精神。

　　不仅仅是精神，还有教育理念。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之建立，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理念偏差：几乎完全倒向现代的技术性知识之传授，而忽略文明的传承与滋养，忽略人之养成。这样的教育理念完全与古典教育理念相反。如朱子在《大学章句集注》序中所说，古典之小学“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古典大学则“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这是大人之学，也即君子之学。小学、大学都包含技术性知识之传授，但根本目的则在立人、成人，知识传授是服从于这个根本目的的：小学培养普通人为完整的人，大学则培养领导社会之君子。现代社会当然与古典社会不同，对技术性知识的需求较多，但决不意味着立人教育就不重要。但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中，几乎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教育。

　　因此，大学既然愿意以书院为前身，那就应当继承书院的教育理念，以传承中国文明为己任，以立中国人为己任，以培养堪当社会各个领域领导之责的仁人君子为己任。这些是古代书院的目标。今天，不需要所有大学都追求这样的目标，也许，大多数普遍大学的责任就是培养技术性人才。但中国文明也传承，中国社会要有良好秩序，就需要一些大学承担起这些责任。

　　那些自认为有历史传承的大学，对此责任义不容辞。比如，湖南大学似乎可以尝试把岳麓书院办成大学里的一个特区，恢复岳麓书院的人才养成模式。比如，吸收全省最优秀的青年，可来自各个大学，甚至可以是在职者，延聘名师，于正常学业之外，研读中国经典，尤其是经学、史学，并修习礼仪；同时也研读西学经典。如此大人之学之展开，也完全可以提升整个大学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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