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的方法（上）

　　据说熊彼德（J.A.Schumpeter）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
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
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
没有甚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
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
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甚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
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
　　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
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
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
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
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赫舒拉发（J.Hirshleifer）在课后来问我：
“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
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
的方法。”
　　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
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
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
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
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
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
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
要“出风头”或要“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
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
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
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
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
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
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
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
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
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尔及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
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
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
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
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
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
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
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
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
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
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
问：“甚么是货币？为甚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
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们用甚
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
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
只不过是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
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
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
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
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
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
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
“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太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
些甚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
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甚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
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
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
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
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思考的方法（中）

三、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
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
往往把预感（Hunch ）抹煞了，以致甚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
—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朴柏（K.Popper）辩论的书信。他们
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朴柏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
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Idea ）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
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
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
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
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
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
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
ive Method ）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
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
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Malthus），推理的能
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T.Schultz），推理也没
有过人之处。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
　　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
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 ）。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出
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
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
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会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
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
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高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
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高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
甚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高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
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覆推断，确是名家风范，
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在
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
嘉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
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那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
甚么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
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
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
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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