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赞成提高高校学费，也赞成电费提价的言论再次受到舆论攻击。许多评论者提及，茅于轼“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一说没有根据。茅先生并没有拿出过硬的证据来证明数据的可靠性。当然，批评者也没有拿出过硬的反驳证据。但显然，作为一个既未证实也未证伪的数据，作为立论者的茅先生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拿出过硬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立论。

　　但在这场争论中，我想很多人仅仅举着为穷人说话的大旗，简单地要求政府承担学费，反对提高学费，实际上会遮蔽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我们先不管“提高学费到底能不能让穷人读得起书”的问题，我们试想，如果现在的学费的确过低，不足以支撑高校办学，那么，高校不提高学费，它的亏空势必要由地方来弥补。常见的观点是：要由国家财政拿出钱来弥补。但要弄清楚的是，财政本身并不会创造价值，财政的每一分钱都来自纳税人。我们不要光想到好处，不想到责任与负担，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

　　那么，财政拿出钱来补贴高校从而救济穷人，与高校直接提高学费从而救济穷人，哪个更经济，更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的提高呢？有人认为当然是前者，比如曹林先生就认为（1月7日《燕赵都市报》）：穷人上不起学，政府可以用向富人收来的高学费以奖学金、助学金的形式补贴穷人啊———这话说起来容易，可我们的体制具备这种即时补贴和转移支付的保障功能吗？当穷人上不起学时，他们能即时获得高校的助学金吗？相比政府通过税收来救济穷人，高校直接提高学费来救济穷人更经济。政府收税是需要巨大成本的，政府的拨款到高校也同样需要成本，从政府向纳税人收税，到直接救济到穷学生身上，其间所需成本是惊人的；相比之下，高校直接收取学费来救济穷学生，环节少一些，成本自然就会下降。当然，有人会说，当前高校负债，高校不会直接将这钱花在穷学生上，但同样，如果高校可以侵吞这些钱的话，政府拨款也会被侵吞，关键是要让高校收取的学费能部分专款专用，转移到对穷学生的救济上来。

　　财政本身并不是经济实体，财政弥补得越多，纳税人的负担就越重。更为重要的是，越是过多地依赖于财政的“二次分配”，纳税成本和财政转移支付中出现的流失成本也就越是增加，纳税人负担更重，得到救济的穷人可能更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时，直接收取相关的税或者费用，将更会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更有可能惠及民生。更重要的是，直接收取的费用与税收，更能激发纳税人或者交费人的权利与监督意识。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高校收费问题，如果从全体纳税人手中拿走钱来补贴高校，这笔费用将经过多次稀释，公众的关注意愿却未必强烈；但是，如果直接提高学费，并且规定要将一部分钱来救济穷学生，那么每一个交了费的学生都是纳税人、都是义务监督人，都会有强烈的意识来监督学校。

　　我并不是完全赞同茅先生的观点，我认为是否要提高高校的学费的问题仍然值得探讨，因为“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这个立论前提本身还值得商榷。但是，我想要说的是，不是什么都依赖于财政的补贴才是最美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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