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据报道世界银行总裁决定任命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倘若最终能完成这一任命，将是历史性地由非欧美人士担任该职位。

　　众所周知，世界银行成立于1944年，又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是国际上主要的政府间金融机构之一。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宣告成立，其中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可调节的盯住汇率制成为其两大制度支柱，而IMF和世行则成为两大机构支柱。

　　根据世行宗旨，其主要业务活动是，对发展中成员国提供长期贷款以及对成员国政府或经政府担保的私人企业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资助他们兴建某些建设周期长、利润率偏低，但又为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建设项目。

　　然而，进入20世纪后期，区域性金融危机不断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效率也受到广泛质疑。随着短期资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日益明显，原有金融秩序逐渐被颠覆。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IMF和世行并没有起到及时挽救相关国家的职能，由于它们的反应机制的落后与应对政策的失措，遭受了各界广泛的批评。

　　首先，以IMF和世行为代表的布雷顿森林机构，之所以受到众多诟病，根本原因在于决策机制的偏颇。基金的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是IMF与世行决策的基础，而作为其投票权分配基础的基金"份额"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份额的依据是成员国在世界经济总量和国际贸易中所占的分量，由国民收入、黄金与美元储备规模、进出口等变量及其一定的权重组成。据此计算出份额，使发达国家获得了主要的投票权，而中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则未能获得与其经济增长相应的决策权力。目前，虽然2006年IMF已经增加了中国等四国的投票权，但世行的改革一直没有进展，这已落后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

　　其次，世行由美国主导的格局，严重制约了世行的国际公信力。世行现有184个成员国，其中G7国家占有的投票权高达40％，仅美国一家就有16.38％。在重要决策需要85％以上多数票通过的规定下，美国就可以否决任何一项决策的通过与实施。因此，世行行长的人选由美国人提名，这已经是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作为利益平衡，IMF的总裁职务则由欧洲人来提名。由于各成员各国权力地位极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实质上缺乏发言权和领导权，因此只能处于被动地位，而世行在施行援助政策同时，也往往会把美国等西方国家意志 在受援国身上，从而使其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当然，世行的低效率已为人所熟悉，这也会影响美国的国际金融主导权，因此美国也会推进世行的适度改革，诸如数千万美元的账面漏洞、层出不穷的腐败问题，都困扰着世行的改革。

　　还有，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严厉政策也不得人心。自成立以来，世行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与反贫困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其提出的苛刻条件也对受援国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如世行对非洲高负债国家减免债务、提供援助提出了众多附加条件，并且为了执行"华盛顿共识"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迫使受援国脱离国情进行开放和自由化改革，间接符合了美国等西方集团的利益，这也使得世行被蒙上了并不光彩的西方功利主义。

　　另外，世行的市场存在基础逐渐萎缩，战略发展方向亟待改革。世界银行发放的贷款金额在近年来逐年下降，目前世行的主要贷款国集中为巴西、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国，尽管一些贷款项目的金额巨大，但总体贷款市场已经大大缩水。现在，一方面为了弥补IMF和世行的缺陷，许多国家展开了区域性金融合作，如亚洲地区在"清迈框架"下可以进行多边货币互换来满足流动性需要。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都积累了巨大的外汇储备，而私人资本也在国际金融合作中起到更大的作用。这些现象，都使得世行的吸引力不断下降，存在的基础也受到动摇。

　　面对上述种种问题，世行的运作机制和政策都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在不影响美国的主导利益前提下，可以预见世行未来的改革主要在三方面：一是增加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二是改善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模式；三是利用世行的研究能力和其他资源，寻求除借贷业务之外新的存在价值，如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改革。据此，可以看到，林毅夫如被任命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事实上符合了这些意图。

　　应该说，从世行行长的变化中，也能看到相应的迹象。我们知道，2005年，从国防部退下来的沃尔福威茨入主以扶贫开发为主要任务的世行，进行"外行管理内行"的职业生涯，但最终在一系列丑闻中被迫辞职。新任行长罗伯特·佐利克被称为历任世界银行行长中最了解中国的一位，他在任美国副国务卿时就提出了中美关系为"利益攸关者"的概念。并且在任行长后，多次指出要加强世行与中国的合作，以及试图改良支援发展中国家的途径。林毅夫是国际知名的华人经济学家，不仅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权威，也在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方面颇有建树，因此对他的任命，体现了佐利克尝试推进世行改良，摆脱当前困境的意图。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正式称谓是"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通常由著名经济学者担任，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任首席经济学家包括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斯坦利·费舍尔(Stanley Fischer)、劳伦斯·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约瑟夫·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尼古拉斯·斯特恩(Sir Nicolas Stern)、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其中许多都是经济增长理论或发展经济学的权威。历史证明，首席经济学家对世行的发展策略会有重大影响，虽然任命亚洲人担任该职位，只是美国进行的有限妥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弊端，但从长远来看，这必将有利于世行向好的方面发展，并且有利于增进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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