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茅于轼先生关于大学学费要提高的言论，遭来了热批。联系到去年两会期间，吴敬琏先生“春运票价不上浮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理”，以及张维迎先生“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的言论，都引发舆论不满的情形，我一方面觉得，批评者大多没有理解经济学家良苦用心的专业分析，另一方面，也深感经济学专业分析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中间环节，需要引起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否则，经济学家一说话，便引起不同程度的社会对立，这是“双输”的结果，我们都不愿意看到。

　　首先我要申明，作为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茅于轼、吴敬琏和张维迎不可能有和穷人过不去的本意。茅于轼、张维迎提高大学学费的初衷，是为了给穷人的孩子更多的助学金和奖学金，而不让不该享受低学费补贴的人继续获得这一福利。吴敬琏在讲提高春运票价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于进城的打工者，一年一次要回家，可以采取别的措施，比如说给全体打工者补贴，这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可能更加实际。”作出这一申明的目的，是想提醒各位，当我们讨论这些充满矛盾的社会问题时，经济学家要注意方法的合理性和语言的可接受性，讨论的另一方也要尽可能避免情绪化。

　　经济学家在进行专业研究时，往往为了研究的需要，在对复杂问题作出某个或某些假设的条件下进行简化，如将商品分为奢侈品和必需品，将影响某个因变量的多个自变量简化为一个，将社会群体分为穷人和富人。尽管这种简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毕竟与现实有距离。就像我们在分析、制定大学学费标准时，仅将社会群体分为穷人和富人，即使在考虑到给穷人的孩子以助学金或补贴的前提下，也可能使这一学费标准失之粗糙，甚至失之谬误。这是因为，社会除了穷人和富人，还有中等收入者，他们又可大致分为中上、中和中下三种状态，至少有五个群体。这恰好像经济学研究收入分配的五等分法，将一定年龄段的总人口按收入水平分为人数相等的五组，计算每组的平均收入水平，再看最高组与最低组的倍数。

　　制定公共政策，以及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时，政府以哪一类群体为考虑问题的基点，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政府在制定反贫困政策时，要以贫困线以下的群体为考虑问题的对象。又如，根据目前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高考录取率，政府在制定大学学费标准时，似要以中下等收入水平及以下人群的承受能力为底线，因为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时代。因此，经济学家在评论这类问题，或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时，要尽可能选择更加周全的方法和语言，以更加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经常被误读和误解，我们自己也是要反思的。事实上，茅于轼、吴敬琏和张维迎们的共同想法，是让穷人更多地直接受益。他们都力主：该市场的，就彻底市场；该政府的，也要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具体到帮助穷人，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需求方补贴。就像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后，给农民工补贴，这将在不扭曲价格的情况下，使他们既不增加支出，又能减少买票的困难。近几年来，政府增加教育的投入，也有相当部分是以需求方补贴的形式出现的。例如，全部免除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又如，2007年将高校与职业学校的奖学金、助学金总额从18亿元增加到95亿元。需求方补贴有着以下显著优点：它是直接补贴，有着较高的透明度；它不改变定价机制，有助于市场发育及其健康运行；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福利错位，使真正需要和应该得到这项福利的主体得到福利，并且能够减少挪用、贪污公共资源的机会。我们仅仅有帮助穷人的美好愿望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设计最好的方法，使他们得到最大的实惠。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家不仅和大家的想法完全一致，而且，还可以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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