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有一个河南农村的年轻人，身无分文，身背一包行李，便登上火车，来到了北京。 在灯光灿烂的首都，自己到哪里去过夜呢？“只要让我过夜, 给我饭吃的工作，我就干。” 按照这个原则，他很快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这份工作确实不理想，工资低，也没有任何稳定性可言。

　　于是，年轻人开始寻找更好的工作。他的第二份工作比第一份工作的工资要高，因为在找第二份工作时，他具备了三个新的有利条件。首先，他有地方吃饭和过夜，不用那么着急，可以慢慢找。其次，他对北京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和工资水平更加熟悉。第三，他已经有了工作经验，这是很多雇主都喜欢的。

　　年轻人对第二份工作并不满足，而是继续寻找更好的工作。几年下来，他换了几次工作，收入越来越高，省吃俭用，还存了一些钱。现在，这个年轻人已经结婚生子，一家人住在北京，日子不算富裕，却也安定。

　　试问，这个年轻人在干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受到不公正待遇了吗？他吃亏了吗？

　　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当年，第一个老板之所以愿意雇他，就是看中了他初来乍到，好欺负，可以把他的工资压到最低，且不要给他任何就业保障。因此，可以认为，老板欺负和剥削了这个属于“弱势群体”的年轻人。

　　而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年轻人没有吃亏。第一份工作虽不理想，却对这个年轻人很有帮助。它帮助年轻人度过了初来北京最艰苦的日子，也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这开始不够理想的第一步，才会有后面更加理想的第二步、第三步。特别是对于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来说，受教育程度很低，又没有值得骄傲的就业历史，除此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综合在一起，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个，甚至第二个、第三个老板，他们在主观上都是想充分剥削这个年轻人，也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他的初来乍到，占了他的便宜。但是，在客观上，每个老板都成为了这个年轻人发展的一个台阶，他们在利用这个年轻人的同时，又帮助了他。

　　现在设想，为了保护这个年轻人，在从事第一份、第二份甚至第三份工作时，不被雇主欺负，政府出台一部法律，对企业雇用员工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对用工和解聘员工，实行多种限制。这个年轻人来到北京，他的状况会更好吗？

　　不一定。如果第一个老板是个守法的经营者，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应该更高，劳动条件应该更好。但是，他很可能要流落北京街头，度过更多的夜晚，才能找到第一份工作。

　　因为在劳动力成本增加、解雇员工更加困难的时候，雇主雇人的意愿会下降。有几种人，雇主过去会雇，现在就不会雇了。

　　第一种是雇主感到没有把握、感到犹豫的人。这类人，雇主原来很可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雇进来，试用了3个月、半年、一年后，发现好就留用，发现不好就解雇。现在，雇主不能这么做了。

　　第二种是可以被机器替代的人。劳动力成本低，用工灵活，雇主就更倾向于用人代替机器。反之，雇主就会加快用机器代替人。法律促使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就是在加快机器代替劳动的速度。

　　上面故事中提到的年轻人，和众多与他类似的底层劳动者，很可能正是雇主改变用工态度后最可能的利益受损者。他既没有受过多少正式教育，来北京前又没有什么工作经验，雇主对他的技能和潜力都没有把握。同时，他所从事的是简单劳动，是最容易被机器替代的劳动。

　　如果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上还有众多这样的劳动者，劳动立法应该注意，不要大幅增加劳动成本，不要限制雇主解雇员工的自由，从而剥夺底层劳动者被雇主“试一试”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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