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中，一直是由高投资、高出口来唱主角，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则增长乏力，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自2001年经济开始复苏，但“高增长、低通胀”的光环，完全掩盖了最终消费率不足等经济弊端。但是，目前我国的消费却出现了一些积极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引导其转化为经济增长中的有利因素。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是，据估算，在2007年11.4%的GDP增长中，消费贡献了4.4个百分点，高于投资贡献的4.3个百分点，以及出口贡献的2.7个百分点。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再次居于首位，表明近年来抑制投资过热、扩大国内消费的措施开始产生效果。

　　其次，2007年可能是新一轮消费增长周期的开始。自1993年到1995年，投资对GDP贡献率连续超过消费，而1996年到2000年，消费贡献率又回归首位，这可理解为第二轮消费增长周期，主要动力是政府刺激内需的各项扩张性政策的作用。现在，2008年消费增长潜力仍然强劲，如果确实能启动第三轮消费增长周期，将有利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再者，对于当前消费增长的动力，除了传统的政策支持、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等因素之外，还出现一些新内容，主要是人口结构变化、金融深化加速与奥运经济。

　　最后，从通货膨胀与消费需求的关系来看，目前也出现新特征。本轮通胀压力的根源除了需求拉动因素，更主要的还是成本推动的影响。在此情况下，政府调控不会出现“一刀切”的需求紧缩政策，而且在投资、出口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还需要刺激消费来防止潜在的“滞涨”风险。因此，未来消费增长受到宏观调控冲击的可能性相对要小。

　　当然，虽然当前消费出现了好的方面，但仍然存在某些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

　　首先，从存量角度看，最终消费率在不断降低，始终是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最终消费率最高在1981年达67.1%，但2006年下降到49.9%。消费不足表明经济发展成果并未充分转化为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也背离了改革的初衷。

　　其次，1978年以来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并且在最终消费构成中从1978年78.6%下降到2006年的72.6%。而政府消费率却增长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私人消费，使社会消费率总体逐年下降，这与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过快有关，不利于扩大消费、改善消费结构。

　　再者，城乡之间消费能力、消费水平和消费规模的差距越来越大。从城乡消费水平对比这一指标来看，1978年到1990年之间在2.9以下，而此后逐渐呈现扩大趋势，2006年达3.6，表明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从区域角度来看这一问题，落后地区面临更严重的城乡消费分化问题。

　　最后，居民消费增长出现两大新的制约因素。一方面，对社会保障的重要程度有所忽视，导致近年来社保支出严重不足，客观上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另一方面，住房市场化改革也出现了扭曲现象，使居民当前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大幅下降。如果不从根本上扭转这两个因素，将来消费增长必然缺乏后劲。

　　由此看来，目前我国消费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对此应采取有效的战略措施，以保证其良性转型，并对经济社会产生正面影响。

　　第一，抓住契机，实现从“出口导向”到“立足内需”的国家战略转变。近年来，人们开始反思以压低资源和劳动力价格而扩大出口的弊端，把发展重点转向国内的思路也逐渐被各界所接受。应该说，“立足内需”是着眼于消费而非投资，有助于真正落实这一战略转变。

　　第二，以促进消费来解决经济效率问题，包括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内部失衡主要是储蓄消费比例的失调，这也是流动性过剩、投资过剩等矛盾的根源。外部失衡主要是国际收支失衡，在全球经济过度依赖美国消费者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金融结构扭曲，我国的外部失衡只是这种现象的体现之一。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增加消费，才有助于改变这一状况。

　　第三，以完善消费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包括收入两极分化、城乡差异等。对此，只有真正能够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才会获得更强劲的增长动力。另外，应该致力于尽快解决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对此除了推进城市化进程之外，更要为农民增加实际消费能力。

　　第四，应努力激活居民购买力，变短期因素为长期动力。当然，在通胀压力环境下，通过抑制物价上涨和采取补偿性措施，政府政策应尽量减少这部分消费，而促进居民主动消费和实际消费能力的提高。事实上，要想把消费真正转化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动力，除了增加实际收入这一前提之外，再就是加快以消费信贷为核心的金融创新，以及财富效应的积累。这是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所充分证实的，也是促使消费快速增长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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