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与杜维明先生同座，谈到前些日子去香港，亲身感受到港人对大陆人之负面情绪。听了几个故事，初步判断，港人反感大陆客之重要因素是大陆客之举止粗鄙，比如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不排队，不会说请、先生、谢谢等客套语。

　　坦率地说，这样的人，放到哪儿都没人喜欢：在西方，同样举止的中国游客同样不被喜欢。但因此而指责民众，也有失公平。

　　这种粗鄙状态是礼崩乐坏之结果，而礼崩乐坏乃是知识分子反传统的观念与社会、政治运动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普通民众也是礼崩乐坏之受害者。

　　当然，到今天，追究这样的文化与政治责任也没什么用处了，就当下而言，至关重要的议题是礼乐重建，而这其中蕴涵着很多商机。

　　共同体欲进入和维持文明状态，就必须以规则节制各人之物欲，协调人际关系。这样的规则，古人称之“礼乐”。然则，何为礼？何为乐？《汉书·礼乐志》：

　　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二者并行，合为一体。畏敬之意难见，则著之于享献、辞受，登降、跪拜；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管弦。

　　礼乐共同构成古人所说“文”。礼乐之文上揆之天之文，也即天道；下缘民情，而成人之文，家、国、天下等共同体之文。这些文在内为规则、制度，在身体为进退、周旋之仪节，在外为衣裳、车马、旌旗、宗彝、乐器等名器。

　　礼乐必须借助于外在的物质表现出来，这些具有特定形式的物质，让礼乐成为看得见的、可以触摸的。因此，礼乐重建的一个重点，就是名器之重建。也正是在这里，蕴涵着广泛的商机。

　　拿服装来说，“华夏”一词中，夏者，大也；华者，服章华美也。尧舜禹时代的华夏人就是以自己的衣裳区别于蛮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衣服是文明最为重要的物质表现。穿什么样的衣服，意味着生活于什么样的文明中。若按照此标准看，今天中国人之文明认同应当是错乱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今天的中国人没有可彰显自己文明之衣服，比如没有适合于公共场合穿着之礼服，不论是官员参加正式会议、外交活动，还是民众之婚丧嫁娶场合，看不到得体的礼服。人们只好胡乱穿衣。比如，正式场合，官员们一律着西装，民众则穿着夹克衫参加礼仪。正式场合的庄重感因此而受到冲击。

　　当代中国需要重建衣裳之制。普通人已有此需求：这些年来，唐装在兴起，汉服也引发一场文化运动。而孟母堂主人周应之先生与几位年轻的设计师所设计的“诗礼春秋”时尚汉服一经面世，好评如潮。笔者在微博上转发相关照片，收到的大多数是歆羡之评论。

　　礼乐覆盖生活之方方面面，因而礼乐重建之商机也无所不在。

　　比如，过去几年，中国古典风格之红木家具价格持续上涨，表明其需求在不断扩大。有中国式家具，则需中国式房子。近十年来，中国建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房子，但这些房子要么没有任何美感，要么拙劣地模仿西洋风格。于是，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没有任何中国精神、中国元素的房子中。设计师与开发商们如能开发出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吸纳古典建筑元素的中国式房子，一定会受到消费者欢迎。如此等等。

　　也就是说，礼乐重建的商机已经明明白白地展示在那里了：国民希望企业家与设计师们设计出蕴涵中国文化精神、饱含古典服装元素之服装、家具、房子等等。而中国的产业界、文化界能否抓住这个商机？取决于企业家、设计师们是否具有文化自觉，具体而言说，取决于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是否具有信心。

　　假如他们具有这样的信心，自当对中国文化有同情、亲和态度。则在断裂大半个世纪之后，完全可以通过补课，进入中国文明之相关领域，体认其中之中国精神，并将其运用于新的器物之创造过程中。

　　在我看来，下面简单的事实就足以建立企业家、设计师们对中国文化之信心：中国是个超级文明共同体，不可能永远生活在鄙俗状态，或者完全接受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注定了要过中国式生活。在遭受了二十世纪疾风暴雨之摧毁之后，未来一百年中国历史之主题就是礼乐重建，也即中国式现代生活方式之构建。今天人们谈论最多的民主、法治等制度建设，也只是这个礼乐重建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这样的礼乐重建，商机无限，从而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没有优美形式的生命是质，礼乐是文。

　　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只是直接地、简单地生存、生活着。这样的生活与低附加值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互为表里。

　　礼乐重建，也即人们对优美之文的物的需求，需要在产品、服务生产过程中需注入更多智慧、精神，从而推动产品结构、经济结构以及企业生产方式乃至生产方式升级。最直观地说，礼乐重建将催生中国式奢侈品行业。

　　中国是个超级文明共同体，不可能永远生活在鄙俗状态，或者完全接受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注定了要过中国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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