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赴南昌，飞机过长江，即是鄱阳湖。烟波浩渺，自不用说。而我所注意者，乃是湖岸滨水极近之近处，皆有村庄、道路，下飞机后，对朋友感叹：国民之生命力实在顽强。

　　拜谒鹅湖书院、游览三清山，开车者为司机刘师傅。五十多岁，身体略显衰老，曾经开过大货车。他收养弃儿，如同己出。此女已知亲生父母，他则十分宽厚，让养女自己抉择。

　　回到家中，上网，看到人人皆说杭州“最美司机”吴斌。媒体又报道，近日，两位女青年在天津西沽公园湖边玩耍，不慎双双落入湖水，挣扎呼叫。途经此处一位中年男子见状，扎入水中，救出二人。二人未做任何表示即离去，救人者则憨厚地笑着，也执意没留姓名和电话号码。

　　舆论称吴斌为“平民英雄”，这倒确实是一个最恰当的称呼。前一阵感动国人的广东老婆婆陈贤妹，我所见的刘师傅，最美女教师张丽莉，也都是平民英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他们的事迹让我理解了“礼失求诸野”的含义。

　　社会阶层最简单地可划分为两个：精英与庶民。精英所占资源较多，尤其占有较多文本性文化资源，可以便利地获得充分的教育。平民则生活在底层，是所谓“劳力者”，为生活而奔波，享有文本性文化的机会较少。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精英、庶民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传统中国的精英就是儒家士君子。他们的优势正在于文化，他们掌握“文”。但儒家士君子所说的“文化”，是个动词，以文化人。儒家士君子总是借助各种组织，比如宗族组织、民间信仰、绅士之表率等方式，进行教化，而化民成俗，底层民众生活于浸润儒家核心价值之优良风俗之中。因此，底层的农民可能大字不识一个，没有知识，但他们绝非没有文化。他们于不知不觉中化于文，而秉持了温良恭俭让之礼，仁义礼智信之德。

　　到了大变动时代，上、下两层的文化社会结构变动速度会大不相同。上层的价值可以迅速变动——不幸的是，经常是快速腐败，比如唐代，比如明末。

　　过去一百年来的情况更为特殊。伴随着教育体系之更替，儒家士大夫迅速演变成为现代专业人士与知识分子。震撼于中西之别，现代知识分子相信，中国必须全盘西化，方可富强。他们投入于改造中国文化或所谓国民性的事业中。这项工作注定了不能成功，但他们自己从精神上告别了中国文化，他们相信，中国传统的价值、信仰是落后的，中国固有的道德、伦理观念是束缚人的自由的。到今天，这样的想法在精英中仍十分普及。

　　由此，现代中国精英群体一步步走入德行与礼乐荒芜状态。纯粹现代性就是世俗主义的、物质主义的、个体主义的，因而是非道德的、反道德的，这一点是现代思想之共性，尽管不同思想流派的价值取向完全不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制度决定论者对道德的蔑视，不过是其中一个分支而已。有些精英倒是意识到了德行、礼乐的重要性，但他们希望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的道德、伦理。这绝无成功的可能：知识可以学习，情感却无法移植，而德行、礼乐是属于情感范畴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精英的心灵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地变化，背对中国传统，背对礼乐、伦常。与此不同，底层庶民风俗之变化，则要缓慢得多。普通民众没有机会获取先进的文本性知识，而且，即便他们获得知识，知识对于他们的心灵与行为的影响，也远不如精英：精英们经常错把知识当成信仰，庶民则更多按照习惯生活。

　　由此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在大转型时代，精英之心智迅速地“去中国化”，抛弃既有之礼乐、伦常，从而生活于一种无文化的状态。由此导致普遍的精神疲软、败坏。资中筠曾经讨论过现代知识分子的软弱、缺乏担当。至于官员群体之腐败于酒色，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精英群体普遍的精神状态就是空虚、软弱、迷茫，简而言之，不具有刚健之气。

　　反之，在普通的市民、在乡村农民身上，人们依然可以看到质朴刚健之气。孔子说，“无欲则刚”。庶民依然相信天道，相信善，相信伦常，相信仁爱，相信礼仪。由此种种信念，他们部分地抵御了现代的世俗主义、物质主义、个体主义，没有物化，传统的德行、伦常、礼乐，在他们身上还有保留。

　　此时，对重建文明者而言，明智的做法就是“礼失求诸野”。德行、礼乐在庶民身上的保存，当然没有精英健全时之呈现完整；但在精英整体上背德而弃礼之际，这些不完备的呈现也弥足珍贵。这是德行、礼乐存在并且有效的证明，而现代性之一大特征就是无所不在的虚无主义，这是文明之大敌。庶民之善可以证明这种虚无主义之虚妄肤浅，从而让文明重建过程成为可能。当然，野中之礼，也可成为那些具有文化重建意识之君子主张德行、重建礼乐之出发点。

　　今日中国，就正处在这样的状态。平民英雄被人高度赞美，说明国人已普遍意识到背德弃礼之虚妄，由此，德行与礼乐重建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平民英雄被人高度赞美，说明国人已普遍意识到背德弃礼之虚妄，由此，德行与礼乐重建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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