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近年来屡见不鲜，各种各样的“既要…，又要…”，看上去全面公允，实则以一厢情愿的幻想代替不可避免的痛苦选择

　　概念不清，逻辑混乱，目标冲突，利益纠缠，踉跄而行的宏观调控又一次来到岔路口上。经济景气下降原本是政策想要实现的目标，真到效果初现时，人们却又惊异不安起来，近日各种议论见诸报端，援引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等理由，吁请政府缓行宏观调控。

　　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由来已久，并非始于宏观调控之时。虽然与宏观经济形势有关，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的融资不是宏观经济问题，而是微观结构性障碍所致。与此相类似，出口企业目前经历的主要是转型的痛苦，如果说宏观因素的话，外部需求疲软的影响更大，即便放松国内的宏观调控，恐怕也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对于微观问题，需要寻求微观解。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子在于金融机构的缺失，在于金融改革的落后。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由其业务性质决定，银行不可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银行信贷有着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贷给小企业10万元还是贷给大企业10亿元，贷款成本差不多，银行都要投入人力、财力和时间，调查分析借贷人的还款能力和信用历史，而这两笔贷款的收益则相差1万倍，银行理所当然地会“嫌贫爱富”。第二，中小企业没有太多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品，对于这类客户，银行往往敬而远之。第三，中小企业多为民营，若贷给国企出现坏账，一般认为是银行业务人员的工作失误；贷给民企而无法回收时，经办人则有可能面临经济犯罪的指控，这种风险的不对称已成为银行业的一个潜规则。

　　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中，成本-收益的不对称以及风险-收益的不对称决定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具有内生的制度必然性，而当前的宏观政策不动利率而控制贷款数量，对中小企业如雪上加霜，在人脉和关系上处于天然劣势，它们很难拿到贷款额度，不得不求助于地下信用机构，承受几倍甚至十几倍于官方利率的借贷成本。

　　中小企业的融资靠大量的、民营的、小型草根性金融机构来解决，目前东南沿海60%-70%的民间利率正说明了社会上存在着对这种金融服务的巨大需求，同时也反映了这类金融机构的严重短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民间草根性金融机构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们能够解决大型银行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以及风险和回报的不对称。贷款业务的最大成本是信息成本，贷款的风险也来自于信息的缺乏。小型的草根性信贷机构因贴近中小企业，熟悉当地情况，获得和分析信息的成本远低于营业部设在城里的大银行。笔者曾碰到一位民营信用社的业务员，每天骑着自行车在乡间闾里走访他的客户，“别说客户的生意和收入，连他家今天冰箱里有什么东西我都知道”。有如此充分的信息，难怪这家信用社的不良资产低得出奇。

　　“凡是存在的，都是不合理的”，70%的民间利率的不合理性显而易见，但这不是宏观调控的过错，对民间金融机构的过度管制堵塞了融资渠道，利率和信贷数量的行政管制则分割了市场，造成了资金成本的极大扭曲。在利率和信贷市场化的环境中，相信即使宏观再紧缩，利率也不会高到70%的地步。中小企业融资的解决方案因此应该是放松管制，加速金融机构的创新，推进微观层面上的改革，而不是将微观问题宏观化。

　　能否暂缓宏观调控，待中小企业渡过眼下的难关后再启动金融改革？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通货膨胀比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更为紧迫，一旦放松宏观调控，通胀立即抬头。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你到底想要什么的问题，是成本和效益的权衡，牺牲几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以控制通胀，还是容忍通胀继续上升以保持增长？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宏观调控不可能同时兼顾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

　　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近年来屡见不鲜，各种各样的“既要…，又要…”，看上去全面公允，实则以一厢情愿的幻想代替不可避免的痛苦选择。例如既要保证成品油的供应，又要抑制物价的上升；既要维持汇率的稳定，又要防止流动性过剩；既要控制通货膨胀，又要保持经济的增长。说穿了其实就是一句话，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

　　当涉及到目标选择时，宏观政策就已超出了纯经济学的范畴，利益博弈成为影响政策的重要因素。实行扩张性宏观政策没有问题，发票子，给补贴，无论多寡，好处人人有份，个个称赞政策英明。紧缩就不同了，房价地价下跌，地产商和地方政府收入减少，于是有暂缓调控的呼声；上市公司盈利下降，股市牛去熊来，股民和市场人士也盼望暂缓；企业经营困难，税收和就业形势严峻，商会、协会和地方政府上书，同样是众口一词地恳请暂缓。倘若跟着民意走，宏观政策必然变成单边的，只许扩张，不许紧缩，就像我们的股市一样，只许上涨，不许下跌。

　　回顾1993年-1994年的高通胀期，那时的情景与今日何其相似，除了中央政府，几乎没有人警示通胀的危害，即使CPI通胀已达20%以上。为什么只怕经济增长放慢而不怕通胀？这又和风险-收益的不对称有关。地方长官关心的是本地的税收与就业，也就是本地的经济增长，而不必承担高增长的风险——通货膨胀，控制通胀是中央政府的责任。

　　为了更好地平衡短期和长期利益以及局部和整体的利益，我们再次提出建立宏观政策的听证会制度，再次呼吁加强政策制定部门特别是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直接向全国人大汇报，不再作为内阁的一部分，行长任期与政府任期错开，立法保证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全权。中央银行在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独立地做出关于货币政策的最终决定。

　　当前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宏观和微观交织，国内与国外互动。我们需要准确判断，理清头绪，既不能将微观问题宏观化，用宏观政策扶助企业；也不能将宏观问题微观化，用行政管理的方法治理通胀。通货膨症的定义原本清晰无误，“通货”即流通中货币，“膨胀”就是增长速度过快，“通货膨胀”指货币超发引起的物价全面上涨，是个总量问题，是个货币现象，从紧的货币政策此时万万不可放弃。

　　微观层面上的问题要从改革上找答案，解除管制，开放投资领域，特别是重要的服务业如金融、电讯、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媒体娱乐等，加速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创造就业机会，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降低能耗和排污，尽快实现我们谈了多年却鲜有进展的经济转型和企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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