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的一个论坛上，中欧国际s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再度“实话实说”，认为目前中国对照1998年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因此靠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拉动经济增长已经不再可行。他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常态不会是GDP仍保持10%的增速，而很有可能是5%~8%，甚至在调整时会低于5%。只有国家和企业将经济高增长的预期降下来，进入一个中等经济增长的周期，经济才有可能稳步发展。

　　投资拉动已无法奏效

“现在的中国经济就像一个人跑步一样，已经有多年习惯跑得太快，所以需要歇下来喘口气再跑。”许小年表示，目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部需求减弱和内部投资处于下行阶段的双重压力。

　　许小年开宗明义讲到了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我们国家的经济经历了多年的高速投资驱动的增长，但是不得不放慢速度。”他表示，从上半年的情况可以看出，企业盈利恶化速度之快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

　　从金属材料价格的下跌、钢材价格的下跌、石油制品价格的下跌上可以看到，中国正在经历一种由高速增长转入到衰退的早期阶段，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僵硬和脆弱性，也说明了企业商业模式的僵硬和脆弱性，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的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企业马上就撑不住了。今年四季度乃至于明年上半年，会有很多民营企业变成盈利负增长，甚至有一些会出现亏损，其速度之快将超乎想像。

　　许小年认为，中国要渡过这轮难关，单靠财政扩张的政策是没有用的，因为总需求中三大块之一的外部需求已不是中国宏观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能决定的，我们虽然可以停止人民币的升值，甚至往相反的方向走，但是国外需求没有了，刺激也没有用。而即便是刺激内需和增加投资，也会发现投资能够刺激的领域已经非常少了。

　　并且这一次中国还面临着和1998、 1999年一个重大的区别——那时的政策之所以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经历了若干年投资的低速增长，各个行业到处可以看到投资机会，所以当政府增加投资机会的时候，可以带动民间的投资。但今天我们各行各业到处都是过剩产能，再刺激投资也很难找到项目。而且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过去就存在着过分依赖投资的问题，现在再去刺激投资，不仅不能够改变固有的增长模式，反而会使已有模式的惯性的进一步加强。

　　消费需求难以增加

　　许小年表示，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内消费只占GDP的35%，而发达国家则几乎超过了70%。为了刺激国内需求，政府首先应该增加民间开支，改善社保体系，让老百姓放心花钱，尽快把国内的家庭消费从35%这样一个超低的比率提高上来。

　　他强调指出，多年来我国一直靠投资拉动GDP的增长，但现在已经很难持续下去。一旦需求稍稍发生变化，我们立即就发现各个行业到处都是过剩产能，而这些过剩的产能早晚会变成银行的坏账。

　　他表示，既然中国经济已经不能够再靠固定资产投资和国外需求来拉动增长，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次调整看作一个契机，表明今后将进入到一个中等增长速度的时期，将来的常态不是GDP增长10%，而是5%~8%，在衰退期间，甚至有可能低于5%。中国多年来已经习惯了10%甚至10%以上的增长，现在我们要改变自己的预期，把常态下的GDP增长率降下来，这是因为10%的GDP增长不可持续，不仅是国内的资源无法支持这么高的增长率，连全球的资源也无法支持这一增长。

　　依靠服务业解决就业

　　那么为什么市场无法接受GDP的下降，许小年认为这主要是就业问题所致。

　　他表示，此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依靠投资来推动，投资大多数投在制造业，而制造业不一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有许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他的依据是，改革开放30年制造业产生的就业仅仅占到全国就业的25%左右，30年间比例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并不能有效地创造工作机会。

　　同时，由于中国长期鼓励制造业的发展，造成服务业落后于世界其他各国。2007年，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印度是50%、日本是65%、美国是 80%以上。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GDP增长3%就能解决就业问题，而我们增加10%还感觉就业有压力，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经济结构长期扭曲。许小年认为，以此为契机，我们希望社会上形成共识，政策制定者要尽快改变政策思路，把中国的经济从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的增长、从制造业推动的增长尽快转向服务业，从而在一个较低的GDP增长速度上同样能够实现全社会的充分就业。

　　他表示，服务业和社会经济转型需要涉及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因此，这一次调整很有可能是U型的，而不大可能是V型的。而中国在U型的底部将停留多长时间，取决于改革的速度有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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