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管理思想：中式管理的基本形式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是由孔子完成的。儒家的管理思想曾经与中国和东亚的经济文

明紧密联系在一起，发挥过强大的力量。但是，随着近代西方的经济扩张，西方管理思想逐渐淹没了儒家管理

思想。儒

家管理思想甚至沦落为受批判的对象。

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在《儒学在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定位问题》一文中清晰地描述了这种状态：

“在本世纪初，随着经学的解体和西学的播撒，人们对儒学的认知与定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原来内在的自

我身份的认同变成了外在的客观描述与研究，儒学的神圣性不复存在，反倒成为检讨与批判的对象。”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大压力下，儒学不但被逐出了现实生活的空间，而且逐渐从历史的光环中收缩和退隐，

以至于没有多少人再注意到它曾拥有超越民族和国界的过去，儒学的普遍主义品质成为久被遗忘的话题。”

“而到了今天的后儒家时代，儒教在传统上所特有的‘三大制度上的据点’：家庭、学校和国家，并没有丧失

其功能，而是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转化，重又显现出勃勃生机。由此我们要说，儒学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尤其是东亚的。只有把儒学放在世界文明的大视野、大格局中，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其现实意义也

才能够充分地显现出来。”

“正象亨廷顿所指出的，‘华人领袖无论想要为独裁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

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东亚的成功，凸显了地区

传统的重要性，而最具有普遍价值特征的儒家文化又被推拥到了前台。”

正因为如此，从史学意义上的评判走向现实应用意义上的批判，是对儒家源头——孔子管理思想批判的根本性

转变。它的意义不在于历史定位，而在于继承和发扬。

由孔子完成的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体系(或称为治理思想体系)，秉承中华远古的管理传统，融入了孔子的独到创

见，终于形成了独立的儒家管理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在东方的经济发展中，长期发挥了独特的促进作用。也

由于体系自身的缺憾，在后期，尤其是程朱理学阶段，这些负面因素恶性膨胀，导致后期的儒学失去了活力，

成了僵死的教条，以至于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被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情景，我们不可能只停留于面向过去、局限于东方社会来批判孔子管理思想的得与失，

做出历史主义的评判；我们需要的是面向未来、立足于普世价值，现实主义地继承和发扬孔子的管理思想，使

儒学管理的现代转换工作顺利进行，与全球化的潮流相适应，为人类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第一章 孔子管理思想的形成及其缺憾

孔子管理思想是儒家管理的根基。它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包含了最有价值的管理学基本原理和管理哲

学范畴，也体现出了它的先天不足和缺憾。

孔子管理思想源于对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允执其中”的继承。《尚书·大禹谟》记载的十六字心经“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表述了中华管理文化的主流传统。它的主旨是允执其中。而实现执

中的方法是“执两用中”。中式管理的传统就是执两用中，持中致和。“允执其中”是变易达到和谐的通路，

这要借重于“执两用中”的思维工具易卦模式。

《易经》由阴阳两端的符号化开始，用两端的中间组合：“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

中”构造出了一种用以描述事物中间状态的结构图式系列及其哲理。帮助人们执两用中，持中致和。但这种结

构图式系列工具相当复杂，一般老百姓很难理解和使用。这就使《易经》长久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而难普及于

世。也就是说，使用易卦模式执两用中达成持中致和的社会成本过高，难以实现。

孔子则把古代的智慧集中用到一点上来，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办法（《中庸章句》），用一套社

会成本较低的中庸之道来达成持中致和。

所谓中庸，庸者，用也，“中庸”也就是用中。《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

礼的基本作用是治中，中庸思想要求人们“无过无不及”地用中，而所守的中就是“礼”。中庸就是谨守礼制

，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不改不易。经过这一番苦心的改造，使民众易于信守。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古代圣贤所教导的“允执厥中”被孔子转换成了比较简单的礼、义

、和等信条，用于教化万民，达成社会的和谐。《论语·泰伯》记载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道出了孔子认为百姓可以使他们按指引的道路走，不可能使他们都知道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的本意。明确地宣示

了孔子将古代流传下来的“允执其中”的智慧改造成让老百姓照着做的“中庸”信条的良苦用心。孔子的智慧

是：老百姓掌握“执两用中”实在太难，只好取其次，给老百姓“中庸”的信条，老百姓遵循“中庸”的哲理

，依循“守礼”、“重义”的路走就得了，简单易行。“易则易行，易行则有功”，孔子的这一改革，的确取

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道德伦理和礼制规范人们的行为，确实有利于管理。这比

要求老百姓搞明白“执两用中”的道理，而且学会应用的社会成本实在要低得多，也行得通——应该说，孔子

找到了现实可行的一种治理方案，虽然不是没有负面作用的最佳方案。

这样，在经过孔子改造之后所形成的中庸思想框架里的中道和执两用中，重点也就不在于思维方法，而在于礼

制、道德伦理和修养方法了。执中成了简单的守中道、守礼制。在此变化的过程中，思维方法也就逐渐僵化了

，从哲学方法向侧重儒教信条的方向蜕化，也就逐渐丧失了活力。这是孔子成功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以致到了

末世的儒学大师朱熹手里，道统就蜕化成“唯理是从”的死守信条的宗教式教义了。理学大师朱熹说：“君子

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

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朱熹：《中庸章句集注》）中即理也，孔子的守“礼

”，已经被泛化为守“平常之理”，执中也就被诠释成了守“理”，遵守教条死理。中华哲学的活的灵魂也就

灭失得一干二净了。曾经有过积极作用的儒家思想，从此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以理杀人”，阻碍社

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腐儒，而终被五四开始的革命运动的大浪所淘汰。

老子最早看透它的弊端。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上仁

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

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

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其大意是：上乘的德不依据世俗的所谓德，依此而有了真正的德

。下乘的德不失却世俗的所谓德，依此就没有了真正的德。上乘的德依从无为的法则，因而没有什么是它不能

做的。上乘的仁做了也没有什么作用。上乘的义做了尚有些作用。上乘的礼做了但民众不肯响应，只好揎袖出

臂强牵引之迫民众就范。所以人君失却了道尔后以德为治，失却了德尔后以仁为治，失却了仁尔后以义为治，

失却了义尔后以礼为治。因而礼是忠信的微薄，动乱的始端。自以为能先知的，是抓住了道的光芒，而这正是

愚笨的始源。因此大丈夫应当居于道的厚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微薄之处；居于道的敦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

光环之中。所以去掉那个而取这个。老子对借助于礼、义、仁来进行治理的方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抓住了

枝末而没有抓住根本。管理的根本在于无为而无不为，遵循规律来治理。管理上的舍本求末将带来无穷的祸害

。不幸言中，末代儒者的处境，正好是深陷灾祸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总之，中庸思想是对中华传统执中思想的修正。中庸思想让传统的执中思想的哲理和方法退居二线，如孔子所

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章句》），明白地说是“用其中于民”，而不是民众自己“执其两端而

用其中”。主语变了，由圣人代替了民众，圣人来思考，来“允执其中”，而后用在民众身上，民众只需紧随

其后就可以了。对于中庸思想，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

理。”让这些正道和定理不偏地得到遵守，并且“不易之谓庸”，信守而决不改变。庸，也平常之谊，使之成

为平常的状态。中庸思想的核心，就是礼制、道德伦理教化的普及。这虽然是很现实有效的治理方案，但已经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执中思想了。过分地依赖于圣人，而忽视以“执两用中”为核心的管理哲学的根本性作用，

是孔子管理思想体系的根本性缺憾。

对于这个缺憾，孔子心知肚明，或视之为“大过”，晚年也极力弥补。《论语》载：“子曰：‘加我数年，五

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

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儒林传》称，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

编三绝”。帛书《要》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

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帛书《要》篇记载子曰：“易，我后其

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指明孔子晚年注重易的研究，关注其中的“德义”哲理，希望以易哲学来填补管

理思想体系的缺憾。《周易》也就终于成了儒家的经典之一，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是，甚至于《论语》、

《史记》关于孔子学《易》的记载都受到后世一些儒家学者的怀疑，可见孔子填补儒家管理思想体系缺憾的努

力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融入儒学体系，真正获得成功。历史的现实是，继承和完善传统的管理哲学，是由老子

的《道德经》所完成的。因此两汉实施有缺憾的儒学治理所导致的危机，使得综合儒、道，“内道外儒”成为

魏晋时期的风尚。《魏书·逸士传》云：“得道于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 “内

道外儒”，由充分继承和发扬《易》的形而上学的老子哲学补充儒家管理哲学建树之不足，才实际上成了完善

儒家治理体系的现实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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