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管理思想:中式管理的基本形式 一

 作者:余杨元    2022-10-26     0

孔子管理思想:中式管理的基本形式


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形成是由孔子完成的。儒家的管理思想曾经与中国和东亚的经济文

明紧密联系在一起,发挥过强大的力量。但是,随着近代西方的经济扩张,西方管理思想逐渐淹没了儒家管理

思想。儒


家管理思想甚至沦落为受批判的对象。



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在《儒学在全球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定位问题》一文中清晰地描述了这种状态:



“在本世纪初,随着经学的解体和西学的播撒,人们对儒学的认知与定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原来内在的自

我身份的认同变成了外在的客观描述与研究,儒学的神圣性不复存在,反倒成为检讨与批判的对象。”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大压力下,儒学不但被逐出了现实生活的空间,而且逐渐从历史的光环中收缩和退隐,

以至于没有多少人再注意到它曾拥有超越民族和国界的过去,儒学的普遍主义品质成为久被遗忘的话题。”



“而到了今天的后儒家时代,儒教在传统上所特有的‘三大制度上的据点’:家庭、学校和国家,并没有丧失

其功能,而是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转化,重又显现出勃勃生机。由此我们要说,儒学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尤其是东亚的。只有把儒学放在世界文明的大视野、大格局中,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其现实意义也

才能够充分地显现出来。”



“正象亨廷顿所指出的,‘华人领袖无论想要为独裁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

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东亚的成功,凸显了地区

传统的重要性,而最具有普遍价值特征的儒家文化又被推拥到了前台。”



正因为如此,从史学意义上的评判走向现实应用意义上的批判,是对儒家源头——孔子管理思想批判的根本性

转变。它的意义不在于历史定位,而在于继承和发扬。



由孔子完成的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体系(或称为治理思想体系),秉承中华远古的管理传统,融入了孔子的独到创

见,终于形成了独立的儒家管理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在东方的经济发展中,长期发挥了独特的促进作用。也

由于体系自身的缺憾,在后期,尤其是程朱理学阶段,这些负面因素恶性膨胀,导致后期的儒学失去了活力,

成了僵死的教条,以至于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被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面对全球化、现代化的情景,我们不可能只停留于面向过去、局限于东方社会来批判孔子管理思想的得与失,

做出历史主义的评判;我们需要的是面向未来、立足于普世价值,现实主义地继承和发扬孔子的管理思想,使

儒学管理的现代转换工作顺利进行,与全球化的潮流相适应,为人类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第一章 孔子管理思想的形成及其缺憾



孔子管理思想是儒家管理的根基。它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包含了最有价值的管理学基本原理和管理哲

学范畴,也体现出了它的先天不足和缺憾。



孔子管理思想源于对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允执其中”的继承。《尚书·大禹谟》记载的十六字心经“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表述了中华管理文化的主流传统。它的主旨是允执其中。而实现执

中的方法是“执两用中”。中式管理的传统就是执两用中,持中致和。“允执其中”是变易达到和谐的通路,

这要借重于“执两用中”的思维工具易卦模式。



《易经》由阴阳两端的符号化开始,用两端的中间组合:“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

中”构造出了一种用以描述事物中间状态的结构图式系列及其哲理。帮助人们执两用中,持中致和。但这种结

构图式系列工具相当复杂,一般老百姓很难理解和使用。这就使《易经》长久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而难普及于

世。也就是说,使用易卦模式执两用中达成持中致和的社会成本过高,难以实现。



孔子则把古代的智慧集中用到一点上来,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办法(《中庸章句》),用一套社

会成本较低的中庸之道来达成持中致和。



所谓中庸,庸者,用也,“中庸”也就是用中。《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

礼的基本作用是治中,中庸思想要求人们“无过无不及”地用中,而所守的中就是“礼”。中庸就是谨守礼制

,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不改不易。经过这一番苦心的改造,使民众易于信守。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古代圣贤所教导的“允执厥中”被孔子转换成了比较简单的礼、义

、和等信条,用于教化万民,达成社会的和谐。《论语·泰伯》记载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道出了孔子认为百姓可以使他们按指引的道路走,不可能使他们都知道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的本意。明确地宣示

了孔子将古代流传下来的“允执其中”的智慧改造成让老百姓照着做的“中庸”信条的良苦用心。孔子的智慧

是:老百姓掌握“执两用中”实在太难,只好取其次,给老百姓“中庸”的信条,老百姓遵循“中庸”的哲理

,依循“守礼”、“重义”的路走就得了,简单易行。“易则易行,易行则有功”,孔子的这一改革,的确取

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道德伦理和礼制规范人们的行为,确实有利于管理。这比

要求老百姓搞明白“执两用中”的道理,而且学会应用的社会成本实在要低得多,也行得通——应该说,孔子

找到了现实可行的一种治理方案,虽然不是没有负面作用的最佳方案。



这样,在经过孔子改造之后所形成的中庸思想框架里的中道和执两用中,重点也就不在于思维方法,而在于礼

制、道德伦理和修养方法了。执中成了简单的守中道、守礼制。在此变化的过程中,思维方法也就逐渐僵化了

,从哲学方法向侧重儒教信条的方向蜕化,也就逐渐丧失了活力。这是孔子成功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以致到了

末世的儒学大师朱熹手里,道统就蜕化成“唯理是从”的死守信条的宗教式教义了。理学大师朱熹说:“君子

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

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朱熹:《中庸章句集注》)中即理也,孔子的守“礼

”,已经被泛化为守“平常之理”,执中也就被诠释成了守“理”,遵守教条死理。中华哲学的活的灵魂也就

灭失得一干二净了。曾经有过积极作用的儒家思想,从此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以理杀人”,阻碍社

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腐儒,而终被五四开始的革命运动的大浪所淘汰。



老子最早看透它的弊端。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上仁

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

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处其厚

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其大意是:上乘的德不依据世俗的所谓德,依此而有了真正的德

。下乘的德不失却世俗的所谓德,依此就没有了真正的德。上乘的德依从无为的法则,因而没有什么是它不能

做的。上乘的仁做了也没有什么作用。上乘的义做了尚有些作用。上乘的礼做了但民众不肯响应,只好揎袖出

臂强牵引之迫民众就范。所以人君失却了道尔后以德为治,失却了德尔后以仁为治,失却了仁尔后以义为治,

失却了义尔后以礼为治。因而礼是忠信的微薄,动乱的始端。自以为能先知的,是抓住了道的光芒,而这正是

愚笨的始源。因此大丈夫应当居于道的厚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微薄之处;居于道的敦实之处,而不居于它的

光环之中。所以去掉那个而取这个。老子对借助于礼、义、仁来进行治理的方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抓住了

枝末而没有抓住根本。管理的根本在于无为而无不为,遵循规律来治理。管理上的舍本求末将带来无穷的祸害

。不幸言中,末代儒者的处境,正好是深陷灾祸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总之,中庸思想是对中华传统执中思想的修正。中庸思想让传统的执中思想的哲理和方法退居二线,如孔子所

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章句》),明白地说是“用其中于民”,而不是民众自己“执其两端而

用其中”。主语变了,由圣人代替了民众,圣人来思考,来“允执其中”,而后用在民众身上,民众只需紧随

其后就可以了。对于中庸思想,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

理。”让这些正道和定理不偏地得到遵守,并且“不易之谓庸”,信守而决不改变。庸,也平常之谊,使之成

为平常的状态。中庸思想的核心,就是礼制、道德伦理教化的普及。这虽然是很现实有效的治理方案,但已经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执中思想了。过分地依赖于圣人,而忽视以“执两用中”为核心的管理哲学的根本性作用,

是孔子管理思想体系的根本性缺憾。



对于这个缺憾,孔子心知肚明,或视之为“大过”,晚年也极力弥补。《论语》载:“子曰:‘加我数年,五

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

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儒林传》称,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

编三绝”。帛书《要》载:“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

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帛书《要》篇记载子曰:“易,我后其

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指明孔子晚年注重易的研究,关注其中的“德义”哲理,希望以易哲学来填补管

理思想体系的缺憾。《周易》也就终于成了儒家的经典之一,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是,甚至于《论语》、

《史记》关于孔子学《易》的记载都受到后世一些儒家学者的怀疑,可见孔子填补儒家管理思想体系缺憾的努

力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融入儒学体系,真正获得成功。历史的现实是,继承和完善传统的管理哲学,是由老子

的《道德经》所完成的。因此两汉实施有缺憾的儒学治理所导致的危机,使得综合儒、道,“内道外儒”成为

魏晋时期的风尚。《魏书·逸士传》云:“得道于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 “内

道外儒”,由充分继承和发扬《易》的形而上学的老子哲学补充儒家管理哲学建树之不足,才实际上成了完善

儒家治理体系的现实方法。



余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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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形而上学:道。孔子的形而上学,以“道”为基本哲学范畴。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足见孔子晚年十分注重“道”。儒家经典《周易·系辞》说:“形上之谓道,形下之谓器”。“道”就是儒家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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