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布，所有权的极端排他性最强烈的表现在有关对甘薯的世袭所有权的信仰上。在苏苏里，世代所种甘薯的品种就像苏苏成员血管里流的血一样是确定不变的。即使在已婚夫妇的田园里，也不混种。他们各自耕耘自己的田园，播种自己世袭的薯种，并用各种苏苏族系所个别秘藏的巫术符咒来催生助长。他们那个社会的普遍教义就只有本族的甘薯，才适种于自己的田园；只有借助那种和种子一起流传下来的巫术符咒，才能获得丰收。……这样一来，妻子的田园和丈夫的田园就不得不分开了。他们也总是各留各的薯种，而且催生助长所用的巫术符咒也是分别传下来的，不得混用。任何一方土地的欠收都会引起对方的嫉妒不满，而且会成为婚姻纠纷和离婚的原因。”（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本，第135-136页）在这里谋杀、情欲、欺诈和背信弃义并不违忤伦理道德。《文化模式》的作者本尼迪克特介绍，有一个人怀疑是他的姐姐对他用了魔法，使他日渐虚弱。他不仅无情地毒死了他的姐姐，而且还毒死了他的外孙女。即使“在接受礼物时，我们通常讲‘谢谢’，而多布相应的俗语是‘假如你现在毒死我，那我该怎么报复你呢？’”（同上书，第158页）他们的信念是没有人可以信任。“在日常的交谈中，多布人既温文尔雅又殷情好客。‘如果我们打算杀一个人，我们就接近他，和他一起吃喝、睡觉、干活、休息，也许得花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等待着时机。我们也称他为朋友’。因而当占卜者掂量哪些证据以断定杀人凶手时，常常怀疑那些竭力与死者相交的人。如果他们未曾有什么合理的原因而经常在一起，那么，死因便一目了然了。”“在他们看来，整个生活就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斗争，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争夺每一份生活之必需而相互倾轧。在这样的斗争中，猜忌和残忍是他所信奉的手段，他绝不怜悯别人，也绝不想得到别人怜悯。” （同上书，第162、163页）可以说，物欲文化是没有道德为规则的，只要是能力和“聪明”所及，没有什么行为是不道德的，最大的不道德就是无能，约束人的行为也仅仅是他的能力。

物本文化可细分为竞骗交易式文化和等价交换式文化，其内涵，会在文化建设管理中讨论。

3、权本文化。

权本文化认定只有权力的扩张，能把自我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这才是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相比物本文化，权本文化则是一种发展，在这种文化中，赋予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加宽了，不再仅仅是物欲的满足，而是包含了物欲之外的心理需求的满足。这种文化把人的目光引向了权力，谁获得了权力，谁也就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谁获得的权力大，谁实现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也就大。

在这里权力和钱一样，谋求权力也并不一定要遵循什么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因为权力本身就是规则，如果说有什么规则的话。权本文化的行为规则就是一句话，权小的服从权大的，无权的服从有权的。这也就是严格的君臣父子等级制度。

在价值观念上，权本文化是两歧的，强权的合理性与服从的必要性并存。有权就可以为所欲为，不存在什么应该不应该的问题，无权就得服从，不服从就是不道德。若无权者以其力量，无论是暴力取胜还是财力收买，只要打倒了有权者，夺得了权力，原来的无权者也就有充分的理由让原来的有权者服从。篡夺权力而创建晋王朝的司马氏对蜀汉后主刘禅是这样，兵变登上宋王朝开国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对唐后主李煜也是这样。唐后主李煜的诗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表白了他作赵匡胤的阶下囚时的无奈。这也就是说权本文化既要求无权者当温顺的驯服奴隶，也允许不择手段地谋取权力。

与物本文化不同，权本文化是一种有秩序的文化，但这种秩序并不含盖权力更替的过程。所以，权本文化与物本文化一样，也是一种弱肉强食的文化。权本文化在表面上可以有慈父文化和强盗文化两种形式的区别，但在实质上这种区别是不存在的。当无权者有忤当权者的意志时，慈父也就变成了强盗。而当无权者驯服温顺时，强盗也就变成了慈父。这种文化的核心是无权者的服从，儒家文化是这种权本文化的典型。他们倡导的是属于慈父文化的王道，但儒家文化的先祖孔子在登上高位获得诛杀大权的第七天就诛杀了同朝的大夫少正卯，此时的孔圣人对政敌也是毫不心慈手软的。

就人的主体性进行分析，权本文化比物本文化对人的主体性所作的肯定更多了，但它却是以剥夺一些人的主体性来肯定另一些人的主体性。它把有权人的主体性肯定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权力扩张本身就是主体性发展的一种形式。而无权者却要受有权者所制定的规则约束，不能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无礼和不忠。相对于无权者则是不允许有主体性的，要求他们“去我”，“克己复礼”，成为没有自我意识的驯服工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权本文化既是一种强权文化，又是一种奴化文化。

权本文化可细分为海盗霸权式文化、慈父关爱式文化、能人强权式文化、角色法权式文化四种，其内涵和特征，将在文化建设管理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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