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府管制模式更容易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做法，从而将需求管理做到极致，难免走向经济滞涨。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供给学派所指出的实行高累进税率制度的弊端：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富人的资金通过移民加速向海外流出；地下经济，特别是非生产性的炒卖投机以及地下高利贷迅猛发展；中小企业利润率无法应付成本激增，只能收缩规模苟延残喘。笔者今年多次呼吁政府给个人和中小企业减免税收，减少收取各项杂费，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引导民间资本投入有利可图的实体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开放。其本意与供给经济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处，

　供给经济学派认为降低税率，特别是降低所得税税率，对经济扩张有巨大作用，可能暂时造成税收下降，相对于经济扩张来说，幅度要小得多。长期来看，人们创造新增收入积极性增加导致税基扩大，税收收入仍会上升。对于中国，降低税率的益处还不止如此，将产生对消费、企业投资的刺激，提升企业竞争力，对经济结构转型起到推动作用。当然，供给学派的药方也并不能做到立即见效，我们可以看到里根时代，生产力并没有出现大的提升，这当然与其采取的政策经常反复和妥协有关，但是长期来看，供给学派的对策缓解了凯恩斯主义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保证了里根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经济回归到更良性的发展轨道。

中国古语“治大国如烹小鲜”，以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相比，前者类似大火爆炒，短期立见成效，但长期如此，难免把菜烧焦；后者类似文火慢煮，虽然短期收效不明显，却能见到长期好处。这是一张一弛之妙，两者都难以脱离政府干预，只是政府不应只懂的做加法，不会做减法。政府自从出现之后，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就一直只是理论上构建的海市蜃楼，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皆如此。供给学派所主张的理想状态并不存在，但是供给学派式的经济政策却值得借鉴。这就是中国今天应该重新反思供给主义的意义所在。中国有必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降低个人与企业的税收，放开某些行业与某些生产要素的垄断，通过给予民营经济更多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为经济提速，先解决减速或停滞问题，再通过转型逐渐吸收和消化通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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