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道理，不同时期的工作的重点，以及不同工作之间的轻重缓急的安排总是有所区别的，不能死搬硬套。后期安排的调整并非说明以前的安排一定有问题；反过来，也不能以前期安排的正确，就用来作为后期调整是背叛的证明。卡内基中国经济专家黃育川最近在谈到中国经济走势的时候指出，“一个政策过去正确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现在未必正确。”他举例说，“比如地方政府过于倚赖土地财政，在过去中国还没有商品房市场的时候这肯定是一项创举，但现在来看这一情况必须要进行改革。”的确，在强拆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诱发因素的情况下，一定要拿“发展才是硬道理”说事，就会被奉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举动的尚方宝剑。

由此看来，作早期实践与晚期实践的划分绝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决定着人们对新的实践检验标准的认识。也就是说，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固然要在计划经济的模式面前解放思想；但是在这个实践的后期也要在前期的模式面前解放思想。近日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罗伊汤姆森大厅，一场关于中国世纪的“巅峰对决”式的辩论中，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引用了邓公的一句话：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引起了听众大笑。李稻葵亦笑言：“当然，邓老不会介意我们偶尔辩论这一场的。”这种调侃无疑也可以看作是解放思想的一种象征，否则他也就没有必要或者没有可能去秀一把“嘴皮子功夫”了。

不过，如果把此番的解放思想视为“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那么就有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在需要解放思想到还没有解放思想之间，对于这一段时间所出现的瑕疵，我们要敢于认错。如果将我们活着的人在实践中造成的偏差算在故去的人身上，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也不必把自己想象或者包装的那么完美。在“唐骏学历门”中，面对逐渐被披露的事实，唐骏始终坚持“狡辩”的愚蠢公关策略，发出“蒙过所有人就是成功”这样挑战全民道德价值观的弱智言论，原本是大可不必的。因为唐骏的成功是一种现实，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如果真有附庸风雅搞个假学历的小小瑕疵，也不至于动摇他“打工皇帝”的形象。

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如果确实存在着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新弊端，那么我们把这种实践适当分期，将更便于进行必要的切割，更有利于扬长避短。但愿我的这种“异质思维”不至于沉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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