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科学发展观。

　　第一个层面：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一向以来的试错论和实用主义发展论的一种根本上的扭转和范式跃迁。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来说，是本届政府对整个中国发展轨道的一次有力的调整、拐点。它从根本上扬弃了小平同志所确立的“过河论”，即摸着石头过河的这种试错式发展的思路，发展先不确立理论，先做，合适后再来确立理论。

　　1.在封闭了几十年以后，思想打不开的情况下，小平同志的“过河论”具有莫大的优势，他把很多极左的思维冲开，把很多仅仅因为没有理论就不敢做的这种禁区给他开放，使得生产力爆长，但由此带来试错性问题，因为可以先试了再说，因为可以先做了再来探索真理，所以经济领域非常混乱。

　　2.胡温政府的一个核心思路，就是进行科学宏观调控。之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是一只大手直接插到经济生活中，直接用政府的手来搅动投资，出口，消费，医疗，教育，把失灵的市场纠正过来，把未建立的秩序扶持起来，把立法不到位管制起来，把市场化弊端用人为手段消灭掉。但科学宏观调控，就是政府来做制度设计，安排和推动，由政府层面来影响市场化这个系统，积极设计有利于发展的制度和社会功能，而不是具体插手事物和决策，这是科学发展观带来的第一个大的变化。

　　第二个层面，用大中央大部制的整体思维和统筹能力，制度设计的深入程度来替代之前的小中央大地方。过去中国采用的一个发展手法就是小中央，大地方。激活地方的发展愿望，基础设施建设，放开财税政策，增强地方战略主动性。中央把大政方针做好即可，到地方上还会有很多变通。甚至张五常认为中国一党制下还发展的这么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政策，比如地方分税，地方政策变通，各地的一定程度上的市场保护，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激活了基层的利益和发展。

　　此次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实施的大中央大部制建设，根本上就是想打破条块分割，融合分板块融专业，集中制度化建设，深入探索板块体制创新的抓手，是政府职能的“事业部制”。

　　第三个层面，从简单的沿海拉动，海洋模式+大陆模式，向山地模式+基干产业模式+国家管控模式转型。沿海拉动模式就是沿海开放城市，不断承接国际转移，出口创汇拉动发展和就业，形成高地后带动当地产业发展，再逐步把沿海那些已把落后产业梯级转移到内地，承接和转移构成了一个很大的拉动链条。但目前的GDP挂帅体制导致了东西部和南北部的巨大差距，同时由于不顾产业结构，不顾发展持续性和经济安全，使得中国的钢铁，重化工，核工业，电力，装备，生物药业，军工业，出现整体沦陷的危险。

　　胡温政府要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有力纠正，而且大量的高铁，高速公路、航空港，水运路线的建设构成一个高效的大物流体系，使得内地能够从长远规划来主动塑造未来，塑造合理的产业结构，而不是囿于地理位置和产业链关系，被迫成为沿海的打工仔，被迫成为发达省份发展的保姆。可以说，内地即将拉开序幕的内生式发展，是全新的基于自身产业结构战略性设计的发展，是基于当地基础设施高地上的发展。

　　在国家发展思路改弦更张之际，各省的发展更是纷纷剑走偏锋，在科学发展观的大旗下，各省无不强化自身在全国的角色，突出自身优势，压制乃至抢占邻省机遇，都想整合他人，都想自身崛起。一时间经营环境之复杂，各种商机争夺之激烈，各个板块的小决策可能引起的蝴蝶效应（一个微小事件在特殊情况下被环环放大，最后引起一个很大的后果，通俗的说法是，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它的翅膀引起的微小气流，最终导致北京引起一场风暴）之微妙，都是很多企业人都无法理解的额，甚至集团高层以外很多管理者都不能理解。

　　科学发展观带给我们的影响

　　1.从国退民进到国进民退。这点在后面有详细论述。

　　2.整个中国已经从市场机制驱动，慢慢到了基础设施的平台驱动。过去政府以为，只要确立一些市场机制就可以了，引导市场竞争，现在政府发现，必须由政府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平台，包括建设金融市场，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迪拜模式就是一个典范。

　　3.用产业布局来调控和推动社会的发展。简单的说，就是对产业布局进行调控，而不是单纯地推动竞争，竞争有时会导致市场失灵。我们可以在微观上实行市场化发展，等到市场出现过剩或布局失衡，我们就要通过宏观调控手法来调整和修正产业布局，不断通过这二者的循环来推动经济上升。现在世界各国普遍承认，通过这二者的滚动来推进国家发展是中国去年获胜的独门秘籍，尤其是宏观调控的决心，政策和力度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

　　问题是我们怎么抓住这个机会，迅速盘大，在迅速盘大的过程里面，一怕反应速度跟不上，二怕内部不团结，三怕不能调动一切力量。

扩展阅读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