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00年5月9日法国著名报纸《回声报》头版头条：“世界人才战加剧”、2000年5月19日哥伦比亚著名杂志《一周》周刊题：“第三世界人才外流”，该文提出：“美国近年来取得的惊人成就是由大量的杰出劳动力促成的，其中包括从其他国家掠夺的人才”。美国于2000年5月决定，2001-2003年始美国对高科技人才引进的名额将从目前每年11.5万人增加到20万人，此外德国、英国、芬兰等国家也采取了积极措施引进人才来巩固和促进经济发展，分析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若要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应该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吸引、培养人才。现代行政管理具有多重的职能，担负经济、政治、等事务的管理任务，欲使行政管理有效、顺利运行，人是最关键的因素执姓肆ψ试垂芾硎切姓芾淼暮诵牟糠郑恰靶姓尽保缑蠖赋觯骸罢温废呷范ㄖ螅刹烤褪蔷龆ㄒ蛩亍！盵1]所以行政人力资源已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也是最昂贵的资源，有时也是最易出问题的资源，只有合理、科学、有效地管理人力资源，才能使国家蒸蒸日上。做好人力资源管理，除了应具有现代化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之外，还可积极借鉴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待人、处事、治国、用兵的智慧，曾国藩人才思想是优秀文化中的一颗明珠，它对现代行政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曾国藩（1811-1872），他挽救了即将倾覆的满清王朝帝国的命运，因而享有“中兴第一名臣”的桂冠，他在腐败、衰弱的清王朝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内忧外患的治国方略，并付诸实践，取得一定成功。历史不止一次证明，天下大乱时，能平定天下，取得最后胜利者，往往是善于搜罗人才，善于用人者。对曾国藩，他是一位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对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认识尤为深刻，他一生的成功应该最终归结于他在人才开发管理方面独到见识，这些见识对于现代行政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 树立重视人才的观念

　　 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2]重视人才是曾国藩人才思想的第一方面。曾国藩对人才非常重视，他认为：“成大事者，以多得助手为第一要义”[3]，国家强盛，以多得人才为强盛，如果不得人才，国家就不可能富强，如果不得将才，军队就不可能强大。曾国藩把治军、治政、治饷等全部归功于人才。关于治政，他认为“人存而后政举”“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用正人”[4]；关于治军，他说：“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5]关于给饷，他认为：“广求人才，参错布置，庶期改观。”[6]总之，不管为政，治军，给饷，抵外侮等等，曾国藩都认为人才是最重要。唐太宗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7]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国家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民族振兴，必须把人力资源放在第一位。对我国而言，社会主义正处于初级阶段，国家的经济还不发达，外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压力，内还残存小部分腐败思想，建设国家面临更加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能否选拔一批掌握正确政治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而又有优良业务能力的人，来担任各级国家机关特别是领导职务，也就更加紧迫和重要，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兴旺发达。所以人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得人才者兴盛，失人才者衰亡。

　　三、 必须正确评价人才

　　正确评价人才，曾氏主要讲的是才德观，曾国藩在日记中曾写道：“司马光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当才与德不可兼得时，他认为：“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8]借鉴曾氏的才德观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社会关于德，一般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政治思想品德，对于国家来讲尤其重要，若所培养的人是“才胜于德”之类小人，可能象汪精卫、李登辉之流；其次是伦理道德和个性心理品德。优良的品德观，表现为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坚忍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挠的意志等，曾国藩认为当才德不能兼得时，宁可取愚者，而不可取小人，对现代国家这个观点值得借鉴。关于才，就是一个人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现代社会来讲，关于“才”，本文认为：能把握时代节拍，善于驾驭各种情势，能抓住所从事工作中关键的、有意义的问题，有较高的审美鉴赏和辩别能力。可以说，德才兼备仍然是现代人才的一个衡量标准。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能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9]，同时指出人才“四化”是德才兼备原则也是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的基本标准。总之，德是人才的灵魂，才是人才的动力，选才要德才兼备，全面衡量，不能只顾其一不顾其二，正如宋朝名相司马光所言：“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10]

　　四、 现代行政人力资源开发的有效途径

　　（一）关于人才的选拔

　　人才难选难识，自古以来就有人把美玉当成顽石，将沙石当成黄金，良莠不分，忠奸不辩，对国家来说选拔人才总希望能淘汰劣才，抛弃佞才，远离奴才，却退歪才，发现人才，曾氏的举才思想是曾国藩人才思想的又一闪光点，积极应用于现代行政人力资源管理中有利于发现、选拔人才。

　　１、 选拔人才应不拘一格

　　曾国藩认为选拔人才应该不以出身，不以资历来衡量，他强调：“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苟细，无因寸木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11]在这里，曾以木、鱼比喻举才不拘一格，即不因一寸的朽蚀就扔掉一根巨木，不因贪图小鱼而放弃大鱼，“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在不能以出身、资历来举才方面，他以汉朝名将卫青为例，虽出身为奴，但最终拜相封候。曾国藩认为清朝当时社会并不虽没有人才，而只不过有待于进一步发现、挖掘，他说：“人才之人礼之，则弃于草野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以为国家干城腹心之用。”[12]对待将士“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轻率弃绝。”人才有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征，国家需要各类人才，要唯才是举，唯才是用，只要能为社会发展出谋献策，积极贡献力量者，都是选拔之列，这就要求不能把人才模式化，即文凭、资历、职称等不能与人才划等号，“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能求全责备，应用其长责其短，不能选才庸俗化，也不能粗选滥选。为此邓小平也强调：“是人才的，即使有些弱点与缺点，也要放手使用”，“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13]

　　２、选拔人才应全力以赴

　　曾国藩认为：“求人之道，须如百圭之治生，如论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14]即求才应该有不得到决不罢休的决心。白圭，战国时代人，善于经营生意而著名，他把握赚钱的时机，就象老鹰捕捉食物一样迅速，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曾国藩刚到湖南办团练时，他就通过官府、朋友，招贤纳俊。“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虽惑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其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人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15]这个思想用于现代委任、选任、聘任、荐举、公开考试、择优录用等选拔人才过程中，首先要尽力，即求才要有求才之渴，不能嘴上说求才，心里则是“姜太公钩鱼，愿者上钩”。中国古代即有“千里买马骨”的故事，现代社会，国家选拔引进人才更要全力以赴，这样国家才能富强；招聘人才二要有诚心，中国战国时代即有燕昭王求贤，筑“黄金台”，以示招贤纳才的诚意，现代招聘公务员也应该诚心诚意，这样才有利于人才的引进，为此邓小平强调：“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成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正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16]

　　3、注意人才之间的相互吸引

　　曾国藩认为对人才“得一而可得其余”。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好的人才，特别是一个有相当成就或威望的人才来投奔，就可能吸引一大批人才来投靠。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得其余。”[17]现代行政机关、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等部门积极引进优秀管理人才、首席科学家，学科带头人，并利用他们品德、才能、知识、情感的自然影响力吸引同类高素质人员前来从事管理、研究与应用工作，从而构建学科或研究开发群体。

　　4．建立健全相关法规

　　在选拔、应用人才方面，曾氏制定很多规定，并且通俗易懂，如：制定《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初定营规》（二十二条）、《保守平安歌三首》等。通过制定这些通俗易懂的规定，使选拔人才过程之中有章可循。现代政府要有法可依，秉公正直，廉洁高效，加强法制就是要用行政法来规范行政机关选拔及任用公务人员的行政行为。我国现已制定《公务员法》等相关法规，但还须进一步健全与完善，真正实现依法治政、依法治国。

　　（二）、加强人才的教育与培训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是无价之宝的论断越来越广泛地被接受，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知识的竞争，知识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宏伟的事业，要建设一支宏大的人才队伍，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万计高素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才资源优势。曾氏的育才思想对现代人力资源开发有重要意义。曾把育才当成是人生的一乐事、重事，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其一乐。”[18]他的谋士郭嵩焘在为他作墓志铭中指出：“曾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已任。”教读书，教做人是育人的重要方面。曾国藩不但认为读书可以增长才干、见识，还可以改变人的气质。“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曾氏育才观点值得现代人力资源开发借鉴。

　　1、确定应该学什么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走向没落的时代，他认为在那纷纭复杂的世界中要勤学问以广才，他指出“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19]行政人力资源开发也应首先确定学什么。对现代人事行政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代由于世界性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新的理论、技术、发展发明不断涌现，大大缩短了人们知识更新的周期，对国家公务员的知识更新和素质再造提出了越来越紧迫的要求，特别是现代行政管理日益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日益趋向科学化和专门化，对行政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就更为迫切。现在政府都非常重视教育培训，并愿意投资培训，规定每一个公务员每年必须参加一定培训，这是一种很好的倾向。但若没有针对国家、组织、个人的需要，即使培训课程内容丰富、参加人员也很多，实效不一定大，所以人力资源开发首先应确定“学什么”，学习政治理论外，必须学习工作岗位必备知识和技能。

　　2、读书、做人之法

　　依据不同的学习内容，讲究不同的学习方法。曾氏认为：“讲究之法，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见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学觉矣”[20]；“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看《史记》、《汉书》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非高声朗诵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呤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21]对于读书与看书的关系，他作了生动的比喻，“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写即写字，“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作即作文，“作四书文，作试贴诗……，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22]曾国藩还提出为学四法：“一曰看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定宜有恒，不善于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文则如人之哑不能言，四者缺一不可。”做人之法，他在咸丰十一年在东流大营《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中提出了做人的“入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氏读书做人之法对于现代政府工作人员自我提高、自我开发有重要借鉴作用。

　　3、读书贵持之以恒

　　曾国藩认为读书一定要有恒心，如他在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谕纪泽》[23]“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在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给曾纪泽信中提过“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是第一怕无恒”。同时，曾氏认为只要有恒心，常人也可成大才。如他写给弟弟们信中：“诸弟若能有恒，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资乎。”[24]由于现代各级政府部门领导实行的是任期制，有些领导对于人才培养、开发易产生短视行为，甚至只注重使用而不注意培养，急功近利，缺乏恒心和长远打算。所以，政府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也需要有恒心，对于速成班培训，易见成效，但对于一种行政文化的培养建立，则需要较长的时间，需要有恒心，这样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

　　综上所述，曾国藩的人才思想是十分丰富且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通过挖掘和整理，把其中有用的部分运用到现代行政人力资源管理中，即可以充实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也可对我们现代行政人力资源开发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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