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
富士康跳楼事件
“加薪”、“内迁”，富士康“跳楼门”后，孤性与虎性兼备的郭台铭开始主动出击，用外人看不透其真正目的的两大手笔，转移公众与媒体的聚焦点。

目前，“加薪”已引起了连锁反应，代工企业压力大增。而被外界看作是郭台铭应对自身定制的“加薪”压力而采取的“内迁”，多处地方政府频伸橄榄枝，在用地和税收上给予优惠。

或许，“内迁”是郭台铭实现富士康从代工企业向品牌企业转型的布局开端，但“内迁”能否让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台资企业乃至中国制造业实现升级？中国制造的升级之路如何得以实现？

郭式新布局

富士康搬迁已定。目前，富士康不少厂房内的机器已经打包封存，只待搬迁。但搬迁之地一直扑朔迷离。

自搬迁风声透出后，就被外界认为是郭应对自身定制的“加薪”压力而采取的措施。但出乎意料的是，郭的速度会如此之快、而很多地方会对这个刚刚被媒体称之为“血汗工厂”的富士康示好。据悉，重庆、郑州、天津、廊坊等地均有意引资富士康。

富士康搬迁，考虑的可能不只是降低劳动力成本。因为搬迁后，劳动力成本降低的同时，物流成本、工业配套成本等等也随之上升。到底是什么在左右着富士康的选址？

其实，真正吸引富士康的是各地开出的优厚招商引资待遇。此前就有媒体透露，郑州市为接纳富士康已作了数平方公里的用地计划，工厂第一期占地约2000亩，选址在郑州新区。

后中国制造时代，富士康的内迁被认为是大势所趋。而郭台铭似乎也在以内迁为突破口，实现企业的升级换代，内迁的同时，富士康“万马奔腾”计划也正在实施。

台企旧模式

在富士康提出员工加薪计划后，其在香港的上市公司股价应声而落。

这不难理解。长期以来，低廉的劳动力供给是富士康等代工企业获取市场的法宝。此次富士康内迁，基本原因还是在于内地的“人口红利”。对于各地开出的优惠政策，已是富士康获取“人口红利”下的第二择因。

反观以富士康等台湾制造企业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无不建立在“人口红利”的基础之上。改革之初，中国大量的低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成为大量代工厂的首先地，在“人口红利”和“资源丰富”的优势下，这些代工厂赚得盆满钵满。而吸引外企来华投资建厂的另一原因是，投资建厂可以获得地方政府在土地、税收等很多方面的资源支持。就如这次各地对富士康开发优惠政策以吸引富士康的投资。

在“人口红利”和“资源支持”等优惠之下，包括其它国家在华投资的企业发展可谓顺风顺水。低碳经济时代，这一模式遇到了严峻挑战。“用工荒”之下，企业束手无策，只能以加薪解燃眉之急。其实，早在2004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工人短缺就逐渐显现出来，但企业的解决之道似乎总是以“加薪”为主。

“加薪”显然不能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内迁，从而追着“人口红利”走，也只能是解一时之急。那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又该如何进行？

解决之道

转型已不可避免，产业升级亦是大势所趋。

拿内迁的富士康来看，内陆省份或者能够使之再次获利“人口红利”，但几年或者几十年，人口红利将会再次消失，那时的富士康面对的将是再一次的转型选择。毫无疑问，那时的世界制造业格局下，转型将变得更加艰难。

而就在今天，转方式、调结构也不再简单。在代工企业无技术、无专利、无品牌等形势下，转型升级决非一蹉而就，而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

过去的三十年，是制造业迅猛发展的三十年，也是人类向地球疯狂掠夺的三十年，如今，地球似乎已经承受不住，以地震、干旱、地裂、洪涝等极端天气方式向人类表达着自已的愤怒。在此情形下，绿公司的打造被各界认为是制造业转型的目标。

笔者对此深表认同。“人口红利”终将消失，而在资金投入下坚持不懈的自主创新技术、专利却会长存。在全球环境恶劣之下，以尊重自然、保护地球为目标的绿色产业，则为全人类所企盼。转型易早不易晚，转型也需要在整个产业链中进行，当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带有“绿色”，那时的企业将会是一家真正的“绿公司”。

在当下的中国，这种绿公司的创建，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的转型来实现，还需要政府的力量来完成。“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不是创建绿公司的必要条件，GDP、出口数量等数字更不应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的业绩目标。还原中国企业的人文道德、行业发展、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支持与约束，打造公平、透明、公开、高效、完善的市场环境，或许应是政府应着力解决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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