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企业引发的血铅事件，将整个铅酸蓄电池行业存在的种种发展之困暴露无遗，更暴露出部分铅酸蓄电池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之缺失。接二连三出现的血铅事件，无疑把铅酸蓄电池行业推到了道德与法律的审判台上——


事件回放

最早这起事件的是台州当地“浙江在线台州”报道出来的。事件的起因是“3月11日，峰江街道上陶村个别村民在台州医院路桥院区体检时发现血铅超标，村民怀疑当地的一家铅酸蓄电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铅造成环境污染。”截至22日，“上陶村、浮排村、葛家村等三村共有501名村民做了血铅检测，血铅异常的有139人，其中儿童有35人，血铅含量严重超标（≧600ug/L）有3人。在当地媒体报道后，迅速通过网络在社会上传播，引起全国各大媒体开始关注。

浙江台州市路桥区27日通报对路桥区“血铅事件”的查处结果。路桥区环保局副局长等3名公职人员被停职检查，肇事企业法人代表应建国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重大环境事故罪予以刑事拘留。

台州市环科院等单位专家调查认定：这是一起由速起蓄电池公司引起的铅污染事件。路桥区环保局局长蒋新才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速起蓄电池公司周边300米范围内的土壤已被重金属污染，当地受污染较严重的土壤可能会被彻底挖除。

据悉，台州速起蓄电池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开发、制造各类摩托车、汽车、UPS等专用密封式可充电蓄电池产品的生产型企业。据中新社报道，该公司厂房离居民区仅一墙之隔，站在厂房外就能闻到一股股刺鼻的气味。厂区里时有污水排出，而村民洗衣服、种菜，大多使用井水。

受事件影响，浙江台州、江苏武进、河南等多地铅蓄电池厂已经被当地政府停业整顿。

蓄电池怎么了？

近年来，“铅污染事件”持续上演，蓄电池制造商也一直成为媒体关注与大众讨伐的焦点。从2009年的8月到2011年3月，从陕西凤翔到浙江台州，“铅污染事件”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形象与人民的幸福生活。先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2009年8月，陕西省凤翔县长青镇马道口村、孙家南头村731名儿童中有315名经检测被确认为血铅超标，其中有166名为中、重度铅中毒。有关监测组认为，陕西东岭冶炼有限公司是造成此次儿童血铅超标的主要原因。

2010年1月，江苏省大丰市经济开发区河口村16岁以下血液检查的110名儿童，中有51人血铅含量超标，当地涉案企业大丰市盛翔电源有限公司被强令停产。

2010年3月，湖南省郴州市嘉禾、桂阳县因非法企业污染，导致大量儿童血铅超标和中毒事件，375名检测人员中178名血铅超标。

2010年6月，湖北省崇阳县青山镇工业园区湖北吉通电瓶有限公司职工及其家人约30人被查出血铅超标，其中有16名为儿童。

2010年12月，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307名儿童血铅检查中228名血铅含量超标。原因就是安徽省安庆博瑞电源有限公司非法生产、怀宁县有关部门违规审批、监管不力、环评单位造假等因素所致。

2011年3月这起浙江台州市路桥区速起蓄电池的铅污染，造成当地上陶村等3个村庄共检测597人，血铅超标168人，其中儿童53人，需要驱铅治疗3人。原因还是生产不规范，没有按照铅酸蓄电池生产流程执行，随意排放废弃、废水，造成周边居民群众遭受污染。

在所有的“铅污染”事件中，浙江台州市路桥区的“铅污染”事件无疑最得媒体关注，关键是事件发生后，立即就有相关官员被被停职检查，肇事企业法人代表以涉嫌重大环境事故罪被公安机关予以刑事拘留。这些都是被媒体曝光而受到社会关注的，而那些没被曝光的“铅污染”事件又有多少，无法定论。其它地区又是否存在未被检查出的血铅超标儿童？也没人敢下结论，但铅酸蓄电池制造企业似乎总是成为“铅污染”事件的主角，铅酸蓄电池更是成为“铅污染”的代名词。铅酸蓄电池制造企业到底怎么了？

发展之惑

其实，铅酸蓄电池身背“铅污染”之名由来已久，铅能使人中毒也是事实，这也一直是整个铅酸蓄电池行业的一个隐痛。但是，就此给铅酸蓄电池行业背上“污染”行业的罪名是有失偏颇的，各地频繁发生的铅污染事件暴露的是我们在铅酸蓄电池产业管理上的问题。因为，美国铅酸蓄电池产值与中国相当，中国有超过2000多家铅酸蓄电池企业，而美国仅有33家。加工、组装、回收都是在有效监督管理之下进行，使得美国把这一产业认定为绿色产业。

反观台州速起蓄电池污染以及一段时间以来频繁出现的血铅事件，不难发现我们的铅酸蓄电池产业在管理上肯定是出了问题。从台州市发生的铅酸蓄电池企业铅污染事件中，我们可以找到支撑此观点的答案。据台州市环科院等专家调查认定，台州市速起蓄电池有限公司在熔铅、球磨、焊接等工段产生含铅粉尘和废气，化成工段产生含酸废气，未经收集处理直接外排，同时该公司还存在着产生并外排部分酸性且含铅废水、含铅固废外运处置等情况，是造成该地区村民血铅超标的原因。

从调查结果来看，台州市铅污染事件产生的原因只限于整个产业链条的制造环节，而调查结果中有两处字眼值得我们思索，一是“未经收集处理直接外排”，另外便是“外排部分酸性含铅废水与固废”。

根据2007年5月20日生效的《铅酸蓄电池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第二版），铅酸蓄电池制造企业必须具备相应的废水、铅尘及铅烟环保处理设施，并应按相应规定对其进行收集处理，以达到清洁生产。但从台州市铅污染事件中我们看到，企业在制造过程中未按规定行事，直接将废弃物外排，明显是一起违规生产行为，而这种极不负社会责任的违规行为最后却让整个铅酸蓄电池产业链受冤，更给铅酸蓄电池戴上了“铅污染”的恶名。

但在日、美等发达国家，铅酸蓄电池受到的却是礼遇。以全球铅酸蓄电池使用量最高的美国为例，奥巴马政府制定的新能源发展规划中，投资24亿美元用于发展“下一代电池和电动车”生产的48个项目，将其中的15亿美元毫不吝啬地划给了铅酸蓄电池。

为什么铅酸蓄电池在中美间所受待遇差距如此之大？这似乎与其本身的社会地位无任何关系，这同样有数据为证。如果没有铅酸蓄电池，中国约1亿辆电动自行车无法启动，8000多万辆汽车无法正常上路，而每年消耗的成品铅中，铅酸蓄电池占到80%。但污染事件的连续上演表明，中国的铅酸蓄电池行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确实存有差距，这一差距也是铅酸蓄电池身背“铅污染”罪名的根源所在。

事出有因

据了解，美国铅酸蓄电池的用铅量占全美国用铅总量的80%以上，但在健全的法规和有效管理下的封闭式生产环境下，铅酸蓄电池生产造成的铅排放仅占美国全国铅总排放量的1.5%。铅酸蓄电池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无疑充当了“绿色”发动机的角色。

而在中国，铅酸蓄电池之所以被冠以“铅污染”之名？“铅污染”事件之所以连续上演？答案很明确，那就是企业未达到“清洁生产”，这也是基于粗放型发展方式的行业现状所致。

相关统计显示，中国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超过2000多家，年产能约为1亿万千伏安时，但真正拿到国家下发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只有1100多家，超过60%的企业都未获得许可证，达不到清洁生产要求。而如此多的企业进军铅酸蓄电池项目，原因很简单，铅酸蓄电池的进入门槛低，制造工艺简单，销售额占世界电池总销售额的50%以上，投资周期短，利润丰厚。多年发展之下，铅酸蓄电池行业散、乱、差的行业特征明显，单个企业小、监管难度大的状况成为制约中国铅酸蓄电池行业健康发展的瓶颈。

而有些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不顾污染之名，将引发“铅污染”嫌疑最大的铅酸蓄电池企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香饽饽，并开出各种诱人的招商条件，这些企业当然也不负众望，马上会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如此目的上马的项目审批是否严格、监管是否有力便不得而知，对台州市速起蓄电池有限公司的调查结果，便存在着审批不严、监管不力的情况。

散、乱、差之现状与监管之困似乎成了铅酸蓄电池行业无法实现清洁生产的“推手”，这让铅酸蓄电池身背“铅污染”之罪名的同时，也阻碍了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业界有声音认为，铅酸蓄电池已完成历史使命，未来的动力电池该由锂离子电池唱主角。

但这样的结论显示不符中国电池产业以及市场消费需求等现状。在铅酸蓄电池“十二五”产业发展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泉、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洪渊等国内知名专家就认为，铅酸蓄电池是一种安全性高、电压带宽、价格低廉及高资源再生率的能源产品，其安全性、稳定性及可再生性是目前其他电池产品无法比拟的。

从目前的铅酸蓄电池应用来看，它依旧在国家经济发展以及新能源战略规划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以其本身属性来说清洁生产不是不能实现的，身背污染之名的铅酸蓄电池行业，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社会的监督、政策的引导，再次迎来科学发展的第二春。

破解之道

铅酸蓄电池企业引发的血铅事件，将整个铅酸蓄电池行业存在的种种发展之困暴露无遗，更暴露出铅酸蓄电池企业在社会责任与道德的建设上缺失。

在“十二五”开局元年的两会召开前，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曾说，幸福就是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今年的两会，也被众多媒体称之谓“让中国人民走向幸福的两会”，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贯穿了务实创新、执政为民的理念，尤其是提出了顺应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美好生活”一方面是指和谐的物质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则是指安全的生存环境。要让人民走向幸福，不单是政府的责任，作为社会一份子的企业同样身担此责。但从目前铅酸蓄电池行业连续上演的“血铅事件”来看，这显然与政府提出的“幸福工程”背道而驰，以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的作为，是在破坏人民的生存环境与幸福生活，而铅酸蓄电池企业在社会责任面前明显弱智。

还是以美国为例，在其国家发展与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的铅酸蓄电池与整个社会和谐相处，几乎没有“血铅事件”发生，他们显然是为民众的幸福生活起到了推动作用。美国在铅酸蓄电池行业的污染治理经验，正是眼下我国铅酸蓄电池行业发展困境的解决之道，这也是我国铅酸蓄电池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要杜绝铅酸蓄电池行业在制造中产生的“血铅中毒”事件，只有一种方法来解决，即让行业走向清洁生产。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政府、行业、企业三个方面抓起，其中政府应该起到主导作用。

在政府层面，要抛弃唯GDP为上的思想，加强对铅酸蓄电池企业的审批与监管力度，要敢于对违规生产从而造成污染的纳税大户关停，要敢于用铁手腕治理涉污染企业；在行业层面，行业协会要尽快出台相关的行业规范，提高铅酸蓄电池企业准入门槛，引导行业企业坚持清洁生产，并对不达标企业关停或是其它有效途经进行解决，以改变整个行业散、乱、差之现状；在企业层面，则要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以造福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为发展之道，自觉坚持清洁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只有这样铅酸蓄电池企业才能真正搭乘“十二五”新能源发展快车，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台州市速起蓄电池有限公司引发的“血铅事件”再次为铅酸蓄电池行业敲响了警钟，也再次让铅酸蓄电池行业意识到不治理将会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更让我们对铅酸蓄电池企业的清洁生产增添了期待。

当中国的任何一家铅酸蓄电池企业能够与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当任何一块铅酸蓄电池产品真正让消费者使用放心，当企业的上空飘浮的是蓝天白云、流出的是清澈的水，铅酸蓄电池便真正脱去了“污染”之名，铅酸蓄电池企业便真正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整个行业便真正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道。

链接：专家看法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铅酸蓄电池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徐红

根据污染程度看，该公司的生产技术极可能是目前铅酸蓄电池行业落后的外化成工艺，但由于此类技术成本较低，不少蓄电池企业仍在使用。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决定在两到三年内彻底淘汰这类技术的生产企业，改换成技术可靠、污染较少的内化成工艺。

这起事件距离2月18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仅一个多月，该规划是我国第一个“十二五”专项规划。规划要求对未进行环评和“三同时”验收的重金属企业一律停产整改。对此，徐红坦言有难度。

首先，在标准制定上，尺度把握较难。以前的相关规定，现在看来并不一定科学，比方说某一定产能蓄电池厂要求离居民400米，但是，400米之外不一定就没有铅污染，这需要根据各个企业的具体规模以及技术等来进行科学测算。

其次，地方保护较严重，监管力度上仍需加强。此次有关部门排查中发现，很多蓄电池厂处于无证生产，一些有证的企业很容易找到，而无证的企业很难查到。

更为严重的是废旧铅酸蓄电池回收。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回收废旧铅酸蓄电池需要很大的投入，但许多无证企业利用不按照国家规定生产、减少环-全球品牌网-保投入的成本优势，违规低价回收蓄电池获利，造成更为严重的污染。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政府监督与公共问题管理专家 范柏乃

在调结构、促转型被确定为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内容，绿色和低碳已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仍有巨大的利益诱惑，使我们的管理者在对污染和政绩进行权衡时，将天平倾向了后者。在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部门采取了及时的补救措施，亡羊补牢的积极态度当然值得肯定。但如杲政府能将关口前移，未雨绸缪，防范可能发生的事故和危险于未然，那今天的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

范柏乃分析认为，对百姓而言，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不仅仅只有经济的增长，更应包括蓝天、碧水、净土和自身的健康和生命的尊严。在反思自身执政理念，端正自身政绩观的同时，有关部门应深思如何建立更为严格的条例，遏制污染企业赖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保证执法部门履行其责任，让污染远离每一个人。

媒体观点：
血铅超标事件，其实在考验制度执行力，在拷问我们与环境污染作斗争的信心与决心。牺牲健康换取财富，是不发达地区快速发展经济的阵痛，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消退。但贪婪和诱惑之蛇，死而不僵，它随时都可能在某一个局部地区乘虚而入，战胜社会共识并成功复辟。

利益的诱惑无处不在。地方政府可能为了对GDP的追求，对明显可能存在环境污染隐患的事实视而不见；在具体政策执行的层面，企业主也可能为了追逐高额利润，与具体的政策执行部门达成某种默契或攻守同盟。最终牺牲的，是广大老百姓的利益。

如果污染事件没有达到引起社会关注的层面，执法部门与肇事企业之间的默契会一直持续下去。前者不仅未履行环境保护的监管职能，还站在企业的立场在与百姓进行利益博弈。如今，当地环保部门终于开始立案查处相关企业。秋后算账与其说是对老百姓的交待，不如说是博弈失败之后的无奈之举，是以民众健康受到损害为代价的亡羊补牢。立足于民众的生命健康，我们需要的不是秋后算账，而是未雨绸缪。

调结构、促转型是国家“十二五”的核心内容。绿色和低碳，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在此背景下，需要深思如何建立更为严格的条例，遏制污染企业赖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保证执法部门履行其责任，让污染远离我们。

《中国经济时报》 儿童血铅超标给中国环境治理蒙羞 评论员 周子勋

近年来，尽管公众的抗议声浪越来越高，但中国仍在继续发生儿童血铅超标的事件。这些事件既显示了国内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显示了中国环保工作的复杂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表示，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容易引发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之一。

中国在环境问题上已没有退路。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大范围的水系污染、生态破坏与退化、由环境引发的疾病与公共卫生事件……这不仅损害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还使得人们当前的生存面临环境危机。如果不能及时清理过去几十年里环保的巨大欠账，类似的事件将会以更大的频率出现，造成愈加严重的影响。

在这种局面下，就使得环境问题在中国的公共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了提升的必要，中国需要把环境问题政治化和公众化。所谓政治化意味着，“讲政治”也应该要“讲环境”；公众化意味着，在环境保护中如何去更多体现公众的意志，而不只是政府或利益集团的意志。

总而言之，要解决中国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小修小补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一定要从决策和战略入手，然后将其转化为可执行的法规和政策，并辅之以严厉而透明的公众监督。中国正式提出搞环境保护已经30多年了，却依然没有走出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未来要想真正扭转中国在环境污染上的被动局面，必须从执政和民生的高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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