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之“将”要有德，还要有才。才者，德之资也。无才之将，纵有多高之德，也无力无能报效国家。 　　 才是靠智积聚的。智，智慧，智能。无智的人称不上人才。《孙子》在讲将的五个素质要求时，即所谓五德时，在道的作用下，智是被视为第一位要素的。《孙子》一书无数次讲到知与智。孙武心目中十分重视智，甚至认为“见胜不过众之所智，非善之善者也”。　(《 形篇》)对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吴子》也同样，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孙膑兵法》求将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将没有足够的知识武装自己，难驭战争之马；企业家没有必要的知识，也难以在市场上建功立业。

　　 兵贵精，将贵谋，战争需谋，竞争也需谋。从企业经营说，谋产品之新，谋销售之巧，谋经营权变适宜，这些都需要“智”作为力予以支持。人们常说，孙武尚谋，其实他也尚智，无智何来有谋，企业家必须求知尚智。

　　 著名的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拿破仑是位军事天才，但他的天才是刻苦求知得来的，他自幼奋发攻读，酷爱军事。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等知识，无所不学，连圣经、古兰经等也有兴趣。拿破仑一生经过大小战役近60次，每次战役，都要带上相当多的图书资料上战场，被称为随军图书馆，利用战争间隙读。拿破仑还阅读过《孙子》。他远征埃及时，随身携带的历史著作就达125卷。他好学求知，也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军队中大量吸收有知识的人为之服务。拿破仑被誉为“战争之神”，与此不无关系。

　　 打仗要有知，办企业也须要知。常州中药四厂，厂不大，几百号人，但他们经营的60多种产品中，填补国内空白的有四种，填补省内空白有六种，被称之为科研型企业。这个厂的厂长许玉海就是一位很爱学习的人，他个人买了好多书，订了好多杂志、报纸，有人形容说，进他住房宛如进小型图书馆。他学国内先进管理知识，也学国外先进管理经验，既学现代管理知识，又参加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班培训。

　　 智与知有关。孙武讲智，有几个层次讲法，知道的知，作动词讲，如“知彼知己”的知；知识的知，作名词讲，如《形篇》中说的“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中的知；才智的智，它是知的升华，如《九变》中的名句“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中所说的智。这三种提法，是层次推进关系，从不知到求知，从求知到获知，从获知经升华形成才智。军争之将，企业之“将”，都要努力掌握这种求智原则，多求知，多获知，获真知，成智者。

　　 英国哲学家培根有一句名句，“知识就是力量”。有人认为，对这句话应该补充一点内容，说应该是知识加能力才是力量。这是一种误解。真正的智是蕴藏着力的，是知与力的结合体。“知识就是力量”是一句简化了、浓缩了、凝炼了 的译法。详尽地译法应译成是“正确运用知识意味着力量”。培根认为：“有实际经验的人，虽有能力完成个别性事务，但若要综观整体，运筹全局，却唯有掌握知识才能办到。”所以培根所说的知，实际上是内含着力的。把知与能截然分开是不合适的。我们讲智，就是指有知的人，有能的人，或统称之为有真知的人。当然，为了提高“将”的实际工作本领，在获知基础上，强化一下能力训练，诸如锻炼他们思维判断能力，发现、分析问题能力，逻辑能力，决策能力，用人能力等，也是必要的。

　　 作为企业之“将”，应具备较为广博的知识，足智才能多谋，多谋才能善断，善断才能多胜。美国管理大师泰勒说得好：“具有丰富知识的人，就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和独立的见解。”

　　 企业之“将”，不仅要具有广搏的知识，而且还要在某个方面，把知识掌握得深一些、专一些，即知有所长，知有所专。美国管理者杜勒克说：“管理者必须高于‘技术专家’，管理者不能被自己的理论知识所束缚，不能满足于自己所精通的技能、工具和技术。”

　　 企业之“将”，还要掌握应变的知，这是十分重要的知。唐杜牧对智作注：“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能因时迁移用知，能随物变化用知，活的知，力的知，胜的知。所以孙子在《九变篇》说：“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又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说，将考虑问题时要作利的考虑，也要作害的考虑。只有如此，胜才可信，患闭可以解。这些是说，企业之“将”还应掌握通九变之知，应掌握杂于利害之知，学会辩证地全面地分析问题的本领。

　　 将还要有勇的素质，智与勇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人们经常把智与勇联系起来谈问题，如说智勇双全、大智大勇等。于是我把将之五德中的能挪到智的后面来谈。

　　 先说什么是勇?果断作勇，坚毅作勇。该乘势决胜时不巡逡，该杀敌恂义时敢蹈火。这是军争将之勇。企业之“将”何谓勇，在管理中领导置身于群众中，率众排难谓之勇，在竞争的天地里，该冒险境时探险取胜谓之勇。

　　 勇是有前提的，合于主之利而动，这是军争中勇的前提。为社会主义事业尽现，这是社会主义企业家勇的基础。

　　 《六韬·龙韬·奇兵》说：“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尉缭子·战威》说：“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这些都说的是将勇的重要。吴起说的那句“出师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的话，既讲了勇要以德为心的要求，又讲了勇何所指的内容，勇是值得倡导的。

　　 我国现在深化改革，企业面临竞争考验，企业家被推到改革的舞台上。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驱动着企业家迎着困难上，踩着风浪行，乘风破浪，历险前进，勇的品格已经成为衡量企业家是黄金还是铜坯的一个标志。

　　 沈阳汽油泵厂，1984年处于奄奄一息中，该厂干部凌方遒以探地雷的精神，受命于危难之际，承担了租赁该企业挽危急于既倒的风险，并获得了成功，凌方遒堪称竞争疆土中一位勇者、强者。当企业家的应该具备这样的品格。

　　 勇，不仅要以“道”为先，还要以智为先。无智不足以言勇，有智才有勇，有大智才有大勇。真正的勇者，必然是一个智者，该大勇却小勇不行，该小勇却大勇了也不行。

　　 《吴子·论将》说得好：“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率地交战)。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轻率地勇，是卤葬的勇，是败的祸根所在 。

　　 克劳塞维茨关于智与勇的关系也讲了一段很精辟的观点，除前已引用过的那句话外，即关于智力对军人说是更为重要的，又说：“高超的智慧兼普通的勇气，比出众的勇气兼普通的智慧有更大的作用的。”

　　 智与勇相较，智是主要的，但也不是说勇不重要，光有智而无勇，是儒腐之智，是斗室之智，是不经风雨之智。谋要靠智，也要靠勇。用谋总是要担一定风险的，没有一点勇气，该谋时不敢去谋，纵然谋了，也不敢去实践它，这不是真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唱空城计，是智谋的杰作，也是勇气的杰作。假如诸葛先生面临司马仲达强大攻势时害怕了，不敢用空城计这个计谋了，或者虽用了，却在城廓上抚琴时，手腕发颤了，琴音变调了，这个空城计就会露馅唱不成了。这说明，谋总是以一定的勇为条件的。

　　 反过来，真正的勇也须以一定的智为内涵。猛张飞骁勇得很，但他也有粗中有细的表现。《三国演义》第22回有这么一段描述，曹军刘岱进兵刘备，张飞应战，张飞设计宣扬要偷刘营寨，佯醉故寻事端痛打校卒，又暗使人纵卒偷跑，该卒逃向张岱，向刘输送了张飞要偷营的情报，刘贷上当，设空营虚席以待，张飞出奇兵三路夹击，刘岱大败被生擒。据查，正式史书并无这段故事记载。但是《三国志·张飞传》中，张飞有智有勇地歼灭张主力的事却是有的。举这个事例说明，勇若被智的内容所充实，这样的勇才是有力量的。

　　 智勇的辩证法是这样的，两军相逢是智者胜，莽冲莽撞，匹夫之举；两军相交又是勇者胜，好弓不发，虚箭一支。当将的，盲冲十次，不如出奇兵一次；冥思十匝，不如实践中一试。

　　 上面说的是军争中的智与勇关系，在经营管理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理。管理大师彼德·杜拉克说：“勇敢者只死一次，胆怯者却经历千百次的死。”在竞争中一个有利机遇捕捉到了，也谋略了，但却疑虑重重，不敢行动，使机遇丢失，这叫有谋无勇；相反，在竞争中，有利于我的形势尚没有出现，或“决战”时刻迟迟没有到来，企业之“将”就凭一介之勇，莽撞地作出重大的行动决策导致失败，这叫有勇无谋。这两种倾向都应该反对。

　　 有勇无谋是卤莽，有谋无勇是愚懦，有谋有勇才是有出息的。为将的要当智勇双全之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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