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知道中国是经历了几千年愚昧的封建社会，从而长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主义思想，整个社会把官民阶层用一条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隔开相待,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以后,中国虽然逐步地摆脱了完全封建帝制社会对劳动人民的精神压迫和思想禁锢,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战乱割据，依旧无法彻底根治封建残渣余孽和思想毒瘤在中华民族和大地上的死灰复燃和遗毒伤疡。进入新中国以来，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确立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纲领和性质之初，就明确声明“国家的一切权利归人民，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可是在历经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国家实施公务员制度以来，一种不正常的称谓随之潜滋暗长起来，经常有新闻媒体称“中国官方日前表示？国家XX部官员最近要求--？”之类的称谓，似乎中国实施了公务员制度以后，中国依旧回到了封建社会的官民时代了，这个现象几乎随处可见，我想诸位是不需要辩驳和否认的。

　　也许有的人会说那资本主义国家也叫“官方，官员”什么的呀，你为什么不说他们？并且人家国家也是因为叫官员才把社会整治得井井有条，你怎么不说呢？说到这就很好，而问题的实质恰恰就出在这里。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就把官方和民间做了严格的等级区分，官尊民贱是一种非常习惯性的社会现象和制度，官永远大于民，官永远高于民，孔夫子老圣人就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圣人论断。因为在他们看来，当官的就是管劳动人民的，而管民首先并不是把老百姓的生活管好，而是把老百姓的个人思想和社会秩序管好，不要反对官员皇帝，安心劳动、默默无闻者就是顺民百姓，至于老百的日子是否好过，那是百姓自己能力的事情，这不属于官方该操心的事。所以历代社会的官方自觉或不自觉地就把自己凌驾于人民的肩膀之上，君不见封建社会的鸣锣开道和现代社会的警车开道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官员在实地考察接见老百姓时，而百姓总是诚惶诚恐地样子？而官员自身却以体恤民情、宽厚爱民而兴奋自得？

　　这种官本位思想从表面上看，与政府的腐败和不作为表面似乎没有直接的联系，其实内在却是直接相关的，因为，他可以考虑百姓的事，但也可以不考虑百姓的事。也就是说管民也是理，不管也是理，为什么呢？因为管民，他叫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官员的职责，而不管民则是他更大的理由，因为，他可以说给人民民主自由的权利，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以后，理由就更加充分了，拿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行话语，这叫“该归市场管的政府不要插手管，市场管理不了的就由政府来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来管。”

　　从表面和理论上看起来，那是多么的民主和自由啊？可是，实际上到底上那些该归政府来管？而那些官方可以不管（让市场自由调节）呢？而要官员来管，可官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难道还要官员低三下四地去求教于学者？因为在他们眼里，学者算哪根葱？哪根蒜呀？我是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呀，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呀？怎么能让我委身去求教于一个臭老九和穷秀才呢，这不是本木倒置吗？而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探讨中国官本位思想导致中国严重经济问题的深刻根源。

　　我们知道，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府工作人员就是办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公务人员，这就是我们口边经常念叨的公务员，公务员的职责是有严格规定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几乎是一目了然的，但主要职责还是为民众福利和社会安全提供安全保障，这是其核心的工作职责。政府公务员的聘任是绝对公开严格的，很多高级的公务员岗位不像中国是由党的组织部门来考察任命，而是面向社会重点招聘那些在企事业单位或科研院所里、有相当实践工作能力，且担任要职的高级职员来胜任政府的公务员岗位职责。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西方的公务员在百姓眼里就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并不是什么高高在上，惟我独尊的“父母官”，西方很多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里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不拿工资的义务工，因为大家都认为公务事业本身就是大家的事情，大家出来工作就是为大众尽义务，行慈善，所以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因此，美国总统也就没有我们国家主席那样的皇权神圣和可望而不可及。同时，这些西方的公务员本身就是学者教授或者企业老总出身，所以他们在处理政府公务，特别是经济或行政执法方面的能力显然要比中国的官员要强得太多，美国真正的人才在于企业界而不在于政府，因为他们能上能下，今天做总统，明天还可以去大学教书。所以做企业老总比总统的薪水和威望要高很多，比如，通用汽车的总裁杰克-韦尔奇不仅年薪是美国总统的几百倍，就连社会威望也是高于总统，还有美联储的格林斯潘的话语影响力也是明显高于总统的，因为这两个人被美国誉为拉动美国经济的引擎动力，是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通过对东西方公务员的性质来历比较以后我们发现，中国的官本位思想余毒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现代化改革的方方面面。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的初期，广东地区就流行父母教育孩子时说“你不好好念书，以后就只能去政府里座办公室”这样的说法，可是，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本来可以逐步摆脱“去政府当官”这个官本位主义滋生地的，可滑稽的是，如今的大学生又把就业以考公务员为荣上去了，孩子找对象不再是以找学者或实业精英为荣，而是找当官的为荣，并且很多大学生甚至是有硕士学位的人，还荒唐地认为老百姓都是给政府打工的，找个公务员对象才是真老板，“当官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产生这样没落荒唐的复辟思想，实在是民族的悲哀和社会的倒退。

　　其次，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在面对全球“以人为本”理念的大环境下，当官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比如在行政执法方面的确也加大了依法办事的力度，特别是在一些涉及民生的基本问题上，也确实为百姓办了一定的好事，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官方的公务员切实有驾驭和操控中国宏观经济的软实力。所谓操控宏观经济的软实力是指“面对国际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利用自身的创新经济杠杆游戏来应对西方资本主义侵蚀本民族经济的规避能力”。显然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就发现目前的宏观经济问题症结，就在于中国官方严重缺少这方面实际操作能力，但却又被国内大量官本位思想者依然置若罔闻和不屑一顾。因为在他们看来，当好我的官比办好老百姓的事和学习实际工作能力要重大的多，因为，当不好官是个人的前途大事，而办不好事则是老百姓的事，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紧要。

　　我们知道，中国进入WTO其实质就是想把中国的幼稚孩童送进武术学院去练功，因为练功的章法和搏击游戏的规则制定权在于武术院，而不是我们的孩子，孩子进去以后必须按规矩来学习，不但要白白替师傅师兄挑水、劈柴、扫地、洗衣服，还得按学院的规矩忍受做学兄击打的陪练桩，从物质经济和思想精神上忍受学院学兄的双层盘剥和凌辱讥讽。今天中国的企业在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时代，甚至比孩子进武术学院的生活还要糟，因为学院毕竟不会把孩子致死，而西方资本主义在经济软摧毁下，如同一个疯狂的蛀虫表面是投资中国，其实目的就在于如何迅速掏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厦栋梁，可问题是我们的官方还在乐不思蜀懂得梦境中安详，以至于外国热钱流入中国，迫使人民币是既不得不升值而又继续膨胀的双重夹击与糟难。众所周知，尽管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和存款利率不断的提升，可严重的通货膨胀依然涛声依旧，大众消费品犹如脱僵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尽管地产新政不断的出台，可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经济的核心大都市的楼盘价格依旧呈现10%以上比例的巨幅攀升，面对今时今日的危机局面而中国的公务员们又在作何感想呢？

　　最后，前面我们通过大量篇幅的概括论述，基本知道了中国政府公务员特别是在应对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方面、的行政作为能力不足的历史与社会根源后，那么我们就非常明确地知道了，在这个前无故人暂且后“无来者”的夹缝时期，如何给中国政府的公务员指名一条真正的为官之道，这才是本篇的真实目的和想法，而不是一味地去抱怨无能官员和发泄内心的积怨情绪，因为那样于事无补。

　　第一，中国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必须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要彻底摈弃官本位思想，切实树立起“经济立国”和“科技立国”的价值观和发展观。要从全社会树立起，只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和技能精英才是至高无上的，才是民族的骄傲，而不是投机升职当官，要清楚明白地告诉就业人员企业比政府能更直接地为社会做贡献，将来中国真正的人才是集中在企业而不是政府，因为全球创新的主体还在于企业。

　　第二，要尽快提高公务人员的专业技能素质，明确地告诉他们，在知识分子面前他们是一个渺小的外行和学生，因此必须放下官本位思想，低下头来认真的学习，只有真正掌握专业技能的才是合格的公务人员。

　　第三，建立官产学研一体化的就业机制，逐步做到企业的高管人员也可以到政府和研究机构任职，公务员也必须定期到企业里实际就业锻炼，而不是政府的挂职锻炼，因为只挂职而不锻炼的还是等于零。

　　第四，要用法律法规把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职能明晰化；坚决杜绝高校管理人员职务级别的行政化；切实给予专家学者学术言论自由化；同时也要严厉禁止不良的学者，利用自身的话语权为企业私利游说而不负责任地说假话。

　　比如，明知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已经出现问题，而还在拼命地鼓吹“经济只是偏快而不是过热”；明知道通货膨胀的根源是货币发行超过了商品和服务的总量，还依然辩解说成是流动性过剩；明知道通货膨胀最终都是以大众消费品为爆发结点，还继续忽悠说是结构性过剩等等。以至于当真正的通货膨胀全面来临，股市虚高、楼价离谱、猪肉面粉倍长而无法控制时，他们却一个个就像是哑巴了一样销声匿迹了，只留下干着急而没注意的政府高官在那里拼命地揶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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