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富热”却沾沾自喜于几人几家的“豪富”，一楼一宅的“奢华”，一城一市的“富有”，于国策、目标有何补益？

　　前不久，某些报纸仍在发布《上海富豪征婚秀门票(一张)近6万》的消息，并要民众“不必大惊小怪”；刊登《2007年中国作家富豪榜》名单，声称榜上的那几位年度版税拿到了上千万的“中国作家不是太富而是太穷”。最近，某某影视明星豪宅曝光，某某讲坛明星身价600万的新闻，亦时时见诸报端。更有甚者，某个小县，竟在大街小巷乃至居民住宅区的楼体上都安装了通宵达旦的霓虹彩灯。“炫富”之火，像还在越烧越旺。

　　中国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有些人先富起来了，这是事实。但中国还自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国家GDP的增长和人均GDP的增长并不等速同步；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多还没有想到做到如何回报国家，回报社会，有的还在偷税漏税，这也是事实。至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众多老百姓关心的只是买得起房，看得起病；国家领导人还在走村串户，嘘寒问暖，流着热泪，发布扶贫救困指令，这更是事实。中国哪就人人都富得流油了？

　　仅凭“富豪典型”而漠视、掩盖全局的以偏盖全，可能产生工商浮躁心态，不利于经济全面稳健持续发展；还容易欺蒙民众的视听，人为激起个别民众的仇富、鄙富、疑富情绪，造成社会心理的失衡。

　　再说，“炫富”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美德。历史上，西晋贵族石崇，史载他“为荆州刺史，劫夺杀人以致巨富”，“资产累巨万”，持富侈靡无度：家里的厕所“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做饭“用蜡烛作炊”；出行用锦缎作“步障五十里”围护；邀客宴集，竟然残杀美女劝人饮酒。可他的这些行径，并没有受到历史的炫耀，反被《世说新语》归在了“汰侈门”，留下的是千古骂名。

　　而“富而俭，富而不露”才是高尚。先前读过一篇讲香港巨富李嘉诚先生的文章，说他年岁大了以后，平日里多只穿他儿子用过的衣领打了补丁的衬衫；有次在园中散步，不经意间掉了一枚硬币到草丛里，自己便弯腰去寻找，可好半天都找不到。一旁的秘书见状，怕他劳累，只得偷偷丢下一枚硬币到草丛里然后捡起来，交给他说找到了，他这才接过硬币回了屋里。他无意于炫富，默默显耀的却是高尚的情操。

　　就社会风气而言，应该宣扬的不是“富”，而是致富“取之有道”。孔子也追求富，但他追求的是“义而富”，对于“不义而富”的季氏，他不仅并不炫耀，反而对他的学生冉求趋附季氏聚敛不义之财极为不满，甚至对他的学生们说：冉求“非吾徒也”，你们“鸣鼓而攻之可也。”《礼记》引孔子讲的“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的话，则更是从正面对崇富而尚德，可以惠及天下风气的称扬。“炫富热”一味“炫富”，忽视了对“义而富”、“富而好礼”的宣扬，污染着社会风气，不值得提倡。

　　在中国，“藏富于民”，才是国策。也就像孔子说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所以，“人人都富起来”，才是目标。《说苑》记载孔子的话说：“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富者应该自己先“富”而又“能富人”。这样才能逐渐改变“富者寡而贫者众”的局面。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加重，或许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过渡时期，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自必会存在的现象。但奔小康的指向，显然是要逐步将这现象改观直至消除。可“炫富热”却沾沾自喜于几人几家的“豪富”，一楼一宅的“奢华”，一城一市的“富有”，于国策、目标有何补益？能这样“热”出和谐、“热”出小康来么？

　　《读者》2008第1期，摘录韩国友人柳墉.]在《瞭望东方周刊》上发表的文章说：“新中国自成立以来走过了那么一条艰辛的道路，能有今天的成就实在不易。也许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停下来，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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