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12月CPI增速为6.5%，全年高达4.8%，涨幅比2006年高3.3个百分点。如果说在几年前，当《华尔街日报》警示中国将进入通胀之际，国人还难以接受的话，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正视通胀势头对每个人现实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经济面临衰退，国际货币环境将再次宽松，全球通胀势必将会出现，我们再不能继续拘泥于“头痛医头”式的治理思路了，得从源头上去设法根治。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通胀趋势的根源在于持续数年的宽松货币环境以及巨额外汇占款带来的过剩流动性，泛滥的货币供给成为大幅度拉升CPI的元凶。的确，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通货膨胀从来就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始于2003年的本轮经济周期所带来的流动性泛滥现象很是严重。

　　从数据上来看，2007年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高达16.8%，增幅为1997年进入通货紧缩后的最高，坚持了10多年的扩大内需战略有效果初显的迹象，泛滥的流动性似乎带来了总需求的大幅增加。

　　但不能不注意到，在社保体系不够健全、居民收入没有实质性改善和两极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居民消费倾向并没有比10年前有多大的提高。去年消费零售总额的高增长更多的源于股市的红火，“财富效应”对消费的拉动作用至为关键，而且央行的最新数据也显示，去年各项存款比年初增加53878亿元，比2006年多增4599亿元，2007年上半年居民存款的减少很快被下半年股市的震荡所湮没，可见目前的消费增长基础并不稳固。

　　因此，笔者以为，弗里德曼的命题在中国不能成立，中国的通胀趋势主要不是货币过剩引起的，过剩的流动性是造就资产泡沫的罪魁祸首。

　　其实，中国通胀势头的根源在于农村的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村人口红利也已经被过度消耗，濒临枯竭的边缘。

　　自从放开人口流动政策后，中国农村数亿廉价劳动力大量涌至城市，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服务。据人口普查资料，一年之内在城镇常住6个月以上的农民人口超过两个亿，加上短期流动到城里找机会的民工，保守估计也有3个亿。这可谓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了，这3亿民工相当于美国与欧洲劳动人口的总和。“三农”的逐渐城市化，已经使得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幅度下挫，土地因之出现了大量荒芜，年富力壮的劳动力也大多不会留在农村“男耕女织”，要是在过去“自家有肉”“自家有粮”的情况下，很难设想会出现去年猪肉和粮食价格的如此暴涨。

　　自1999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减少，不能满足当年消费。比如，2003年人均粮食拥有量降为333公斤，仅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这几年在惠农政策的一再推动下，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2007更是超过5亿吨，实现了自1985年以来的首个连续四年增产。

　　但是，就在国内粮食生产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的当年，粮食与食品价格却出人意料地持续大幅度上涨，表明虽然粮食丰收，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新增量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对粮食的需求。

　　现在的现实是，虽然2004年到2007年，每年中央政府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但是地方政府却没有把农业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不重视农村和农民利益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地方官员总想着怎么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目前各地已有182个地方提出要建设国际大都市，占了总比例的82%，若是眼里心里都在一门心思想着建设大都市，何来心思改善农村红利面临枯竭的问题呢？

　　可偏偏经过这么多年的劳动力转移，农民红利逐渐消失的累积效应已经显现，如若再不高度重视农民红利枯竭的问题，设法提高农民的务农收益，CPI或许将以“咆哮”的方式向国人警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要想防止更为严重的通胀，治本之策理应是改变农村目前的经济格局，将部分劳动力回流农村，彻底解决留守农村的农民多是“老弱残孤”的现状，从根本上调动大多数农民再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采取一些临时性的管制政策来平抑农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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