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正如网友评论，这是宪政语言的表述。它以笼子为喻，很形象地道出了权力必须受到限制这一近世以来政治文明的真谛。还是多年以前刘军宁先生就很精简地把宪政解释为“限政”，如果这种表述虽然扼要但也比较抽象的话，也是在多年以前，一位叫作林楚方的网友假借美国总统布什之口，说出了一段脍炙人口的话。那是天涯社区“关天茶舍”2002年7月21日20:23的一条主帖，名字是“布什总统在美国国庆日在中国网友会上的演说（代拟）”，其中这样一个段落很快在网络世界不胫而走：“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致害人……我就是在笼子里为大家演讲。”

　　人人都以为这段话出自布什，正如人人都忽略了标题后面的括号“代拟”。这是一段代拟的经典，放在历史上任何有关宪政的经典表述中都毫不逊色。尤其是其中“笼子”的比喻格外注目，它把宪政的作用与功能很清晰地形象化了。

　　如果我们可以借助历史的长镜头，不难发现，百年以来的中国宪政在其发生之初也是先民间而后体制。还是1901年，世纪之始，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他主办的《清议报》上发表《立宪法议》。当时该文并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但现今看来，它是中国21世纪的宪政开篇，不仅开启了后来轰轰烈烈发生的清末立宪运动，而且立宪事功百年未竟，它对我们今天重开宪政，也有理论与实践上的范导意义。这是《立宪法议》的开篇：“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世界之国有两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设制度施号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谓之政。世界之政有两种，一曰有宪法之政（亦名立宪之政），一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余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

　　梁任公不仅把国体与政体说得一清二楚，而且把宪政改革设定在政体而非国体上。君主国体不变，要变的是专制政体或专政政体，亦即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这是从专政到宪政的改革。如果专政是把政治权力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在清末还没有宪法），宪政就是把权力逼进以宪法为中心的制度框架里，让它受到宪法和宪法之下的各种法律的制约。这一点《立宪法议》说得清楚：“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云者，非臣民之限而宪法限之也。”用今天的语言来说，立宪政府就是“有限政府，限制它的是宪法；专制政府则是无限政府，它没有宪法的限制，甚或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

　　一百年来，是梁任公第一次清晰地划分了专政与宪政的区别，明确指出了宪改的方向。因此，我们今天的宪政改革就是用宪政结束专政，毕竟宪政与专政势不两存。这是当年梁任公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的启示之一。

　　梁启超身处君主专制的时代，那个时代和梁启超立宪声音对峙的另一声音是革命，共和革命。当时的共和革命不是政体革命而是国体革命，它是要用军事武装推翻君主国家，建立一个共和性质的民主国家。以民主取代君主，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无法不诉诸暴力。梁启超反对这样的暴力，认为它给社会伤害太大，而且革命依靠暴力完成，革命成功后的暴力，依然可以是专制的，甚至更难用宪法去制约它。所以，梁启超把革命锁定在政体上而非国体上，在君主国体的框架下完成政体上的改革。这是一条取法英伦“光荣革命”从而避免流血或少流血的改良之路，也是一个政治人物应对社会变革所应自觉秉持的“责任伦理”。但，清末宪政运动以宪改始以革命终，武装起义终于打断了功败垂成的君宪之路，转而使中国走上了一条比君主立宪更为艰难的共和立宪之路（这条路至少在大陆一直没有走通）。这一段历史教训也给今天以丰富启示。

　　从体制方面来说，革命的声音是民间怨气的反映。相对于专制，宪政的改革倒更容易让这种怨气从声音变成行动。因此，体制中的改革派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不能让保守派延误改革的政局。这一点清政府有惨痛的教训，当年代表极端保守势力的“皇族内阁”一上台，立宪派纷纷为之倒戈。另外，从梁启超改良派这一面来看，越是在革命的压力下越是坚持改革，甚至把改革坚持到革命前的最后一分钟。这依然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极为可贵也极易误解的“责任伦理”。梁启超当年改良主义路线的实质是，不动国体，即让政治权力哪怕名义上依然保留在君主手里；但，政体须变，亦即权力的性质必须改变，必须从专制到宪制。宪政改革不是夺权，而是限权，这就比革命式的夺权更易为体制接受。因此任公式的改良主义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策略，虽然百年历史迄无成功；但从民间这一方来说，它依然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宪改的鉴取资源。

　　也是在《立宪法议》问世的1901年，饱受拳匪之乱的光绪皇帝下颁“丁末之谕”，开启了史称“清末新政”的变法历程。但新政内容芜杂，“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无所不包，缺乏一个统摄其上的纲。所谓纲举目张，这个纲，即立宪政纲，直到1905年，体制才把它提上改革日程。这个过程是从“新政”到“宪政”，亦即从民间到体制。它由梁任公1901年率先动议，到后来清末士绅群的集体努力，又经由1904年日俄之战，俄败日胜（当时舆论认定不是小国战胜大国，而是立宪战胜专制），体制上层受其触动，认识到宪政利于民、利于国、独不利于官，因而下决心走宪改道路，遂有五大臣出洋考察之举，清末宪政正式启动。

　　历史是今天的镜子，这个过程给我们的启示是，新政未足恃，宪政方可凭。改革以来或十年以前，我们也经历过所谓的某某新政，但因其缺乏宪政的维度，很难说民间一直期待的新政获得了成功，尤其从政治改革的层面看，不但未见其成功，甚至未见其启动。如果体制真正认识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必要，那么，它就应该在政治操作上用宪政更替新政，或者用宪政指导新政。新政看不清眉目，宪政却纲目清楚。甚至从文革结束以来的改革——这个称谓已经疲惫了，并一直滞留于经济领域——当它向政治领域迈进时，也不妨主题化为“宪改”。政治改革就是宪政改革，一切从宪开始，以宪为则，用宪支配权力的一切：这才是21世纪中国政治的更始。

　　让我们今天的宪改接上百年前梁任公的脉络。近日舆论时有“中国时刻”之说，宪改如果今天能够启动，就是伟大的“中国时刻”。这一时刻的兑现将是宪政成为中国政治的主导，亦即让我们的政治融入世界性的普世文明，而不是与之对抗。百年前，中国的宪改时刻由任公开启，惜功而未成，反停滞百年。今天，踵任公之迹，我们当努力让时间重新开始，使宪改再度走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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