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士比”来到中国，即把“使命”确定为“致力于把‘中国品质’塑造成可信赖的国际新形象”。十余年来，我们更是不遗余力地张扬着“中国品质”的力量，并挖掘其背后的力量源泉。

在“2009年克劳士比中国峰会暨学院十周年庆典”上，来自中外的政界、企业界和专业人员们，不仅高度赞誉我们对“中国品质”所做出的努力，而且还集中展示了各龙头行业的品质力量，比如，中国航天、中国远洋、一汽轿车、中国石油、中国南车、中国商用飞机、中国电子和中兴通讯等等。著名的质量大师费根堡姆博士还专门发来贺电，以表达他对“中国品质”事业的期许。

这几年，我努力通过各种形式、利用各种场合为人们揭示“品质”的真相，以真诚的心致力于推动政府、企业和各级管理者去做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虽说人微言轻，却深知“匹夫有责”的意义，须臾不敢懈怠，但令人欣喜的是，当今世界的大变局，让更多的国人再一次惊叹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豪情与预言能力——“现在世界上的形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不过，还有一个被忽视且“隐形的”大问题——产业界的“质量思想解放”。换言之，就是如何面向春光，结束质量的“冷战思维”。

2008年2月28日，随着又一颗20世纪的“质量巨星”——朱兰博士的逝世，21世纪的质量天空越来越呈现出无明星化、无焦点化和通俗化的特点。朱兰博士以其103岁的高龄以及孜孜不倦的追求，为后代流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如今我们铭记他对现代质量管理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自然会一致地认为，朱兰博士作为现代质量之父，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美国质量协会（ASQ）曾经为大师做过两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在他80寿辰时，为他组织了一次巡回演讲；第二件事则是在大师百岁的时候，为他举办了一个纪念庆典，目的就是为了使这位“首席质量架构师”的思想和方法能够得到传承和发扬。

确实，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有“红白喜事”之说，朱兰博士以百岁之龄完成了灿烂人生的谢幕，这对他的家人和我们这些一直把他奉为偶像的人来说，遗憾中也透着一种欣慰。而对质量界来说，这也不啻为另一种欣慰：伴随着巨星的陨落，往往意味着打开了新星冉冉升起的机会之窗，意味着变革与创新的开始，意味着业内将会出现短暂的不安与新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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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在企业界是没有什么界限或门派的，只有绩效为王、优胜劣汰的规则。随着网络经济及其技术把世界“变平”之后，人们面临激烈的全球化的竞争，变得更加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在利益的驱动下，使得各种技术和方法越来越融合——所谓创新，实际上是对这种变化的倡导，以及在合理化大旗下最好的理由。

但是，有一股暗流是要引起大家充分的注意的，那就是——“冷战思维”，有你没我的二元心态，它不仅表现在当今的政治界，同时，也表现在全球的质量界。如果说它是一种封闭心态和思维的体现，那么，欧美政界，尤其是媒体界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敌意，特别是这次对“西藏、新疆的暴乱”事件，将这种偏见与恶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于当今世界以多元对抗二元，其意义自然不可估量。同样，就质量而言，朱兰博士的离去，理论上应该具有“推倒柏林墙”的含义，有助于打破内部狭隘的壁垒，有助于拓宽他的徒子徒孙们的精神视野与发展的目光，更加有助于加快各种方法与思维的融合。

业内人都知道，朱兰博士对于克劳士比先生是一直“不接受”的，认为他是一个来质量界“瞎捣乱的坏小子”，甚至曾经发动业界人士掀起了“驱克运动”。但对于克劳士比先生这种企业家出身的质量大师，企业是张开双臂、极为欢迎的。再加上克劳士比先生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经营自己的机构——“克劳士比学院”的巨大成功（全球第一个上市且在36个国家提供六种语言服务的教育和咨询机构，以及受到一半以上的“财富500强”企业的追捧，）不仅没有弥合，反而加强了“理论学派”对“实践学派”的嫉恨与排挤。后话自然不用说了，美国质量界渐渐形成了“冷战思维”。好在，欧洲的几个质量大国之间没有出现这种“流感”，而日本也因为戴明博士的主导作用，变得多元化，起码是“戴明—朱兰—克劳士比—石川馨”的四分世界。

而在中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及“世界工厂”的地位，一直在企业界形成多元化的局面，而且，越来越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然而，质量界的“遗老遗少”们依然发出迂腐的尖酸味，并利用企业界对质量的缺失，而“拉山头”、“树门派”，发出误导信号，从而达到私己的目的。

这种情况该结束了！中国的崛起，一定以“中国品质”作为表征。这就要求我们全体质量界人士联合起来，形成一股“第三方力量”，认真研究中国企业的实际，发展一种既具中国特色、又具普世性的“中国品质理论”，从而对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所以，今天我们缅怀一代大师，不仅是为了纪念与传承，更是为了扬弃与创新；不仅是为了质量界，更是为了企业界；不仅是为了美国品质，更是为了中国品质和世界品质，这些都应该是我辈须为之付出终生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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