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根本就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恰恰相反，在货币政策上，他是不折不扣的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需要政府从外部进行干预，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就是这样的干预者，尽管凯恩斯本人倾向使用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

凯恩斯认为市场内在的不稳定性源于“野兽精神”（AnimalSpirit）支配下的投资波动，为了消除非理性投资冲动造成的繁荣与衰退的循环，他又假想了一个富有“人类精神”的政府作为救世主。然而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同为凡夫俗子，人在市场上做投资决策时，就一定表现出非理性的“野兽精神”，而一旦进入政府操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可以料事如神，伟大英明？如果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高官们也是和华尔街金融家一样的常人，他们的“野兽精神”发作时，对经济将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凯恩斯理论体系上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市场是不完美的，但政府是完美的，假设已定，结论不言而喻，当然要由完美的政府去解救和干预不完美的市场。与凯恩斯形成对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性，市场不完美，政府也不完美，非完美政府设计的宏观政策会引发和加剧经济的波动，他们反对少数几个人调控货币供应以“操纵”市场经济中的最重要价格——利率，哪怕操纵者是中央银行。

虽然市场和政府都是不完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资源配置上各有千秋，或者在危机的产生上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责任。市场优于政府，其优越性在于信息和激励。现代经济极其复杂，社会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需要大量的信息，从每一个消费者的偏好和收入，到每一个企业的产品和技术，信息散布在经济的各个角落，存储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政府管理经济，最多几千官员，不可能收集和处理足够的信息，而缺乏信息就无法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现代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只能采取分散决策的方式，每个市场参与者都在收集和处理信息，13亿人对几千官员，市场与政府的高低上下就寓于这简单的数字对比中。不仅数量，市场上分散决策的信息质量也超过政府机关所能实现的。官员的利益和经济活动的结果基本无关，决策错了不必负责，对了也没有什么奖励。市场参与者尤其是企业则不同，每一个决策都会带来利润或者损失，企业有着足够的激励，尽可能地保证信息的充分性、及时性和准确性。

硬给格林斯潘戴上 “新自由主义”的帽子，陆克文总理机敏地将政府政策的失败转化为市场的失灵，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一宣传颇为有效。看到持有的股票在市场上被腰斩，看到自己的房子在市场上只剩下一半的价值，看到公司倒闭将自己抛入失业大军，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市场上，人们很自然地要问:市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陆先生和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同志们乘机跑出来说:市场太自由了，太混乱了，贪婪的金融家浑水摸鱼，令你们损失惨重，投我一票，我将为你们管好市场！

讨伐“新自由主义”和罪恶的华尔街，政府不仅为自己的错误政策找到了替罪羊，而且巧妙地为大众洗刷了投机的负罪感。细数有史以来的泡沫，哪一个没有大众的参与？“郁金香狂热”中有农夫的身影；在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前，工人、职员甚至中学生都参与了疯狂的股票交易；21世纪的低收入家庭谎报收入，申请次级按揭，购买本来无力负担的房子。如果说金融危机是犯罪的结果，那么犯罪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亿万贪婪的个人投身于股票、地产、石油和粮食的交易，每个人都有一个暴富的梦，每个人都带着“我不是最后一棒”的侥幸心理。麦道夫的庞氏游戏仅造成几百亿美元的损失，几十万亿的证券和房地产价值缩水岂是区区几个骗子能够成就的伟业？没有无数大众的参与，资产价格岂能如此轰轰烈烈地上涨，又怎能如此惊天动地地崩塌？

批评大众会丢失选票，政治家深知这一点，拎出少数“新自由主义者”和金融家痛打，低风险，高收益，顺手再牵出凯恩斯主义的对策，政府救市，政府开支，政府监管，如陆克文先生所言，将政府的作用提升到“基础性的地位”。如此既恢复了大众的无辜，又让他们看到未来的希望——如同上帝般的政府，当然，还有领导政府的政治家。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与其说给出了医治经济萧条的药方，不如说它迎合了政治家的需要，使大众饱受折磨的神经与钱袋得到暂时的安慰。

在完成了危机探源方面的大转换后，陆克文总理接着解释政府将如何解救被“新自由主义”毁灭了的市场。根据他的设想，政府将承担四大历史性的任务:拯救私人金融系统、刺激社会需求、建立全球监管体系以及实现社会公正。

救世主真的要降临人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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